值得一提的是，对市场的重视还导致严复重新划分社会类型。本来亚当·斯密把社会分成三种，现在严复分成四种：（A）正在进步的社会，“庸、赢皆大，民生日蕃”。（B）静止的社会，“业场已尽，而庸、赢皆微”。（C）正在退步的社会，“不独赢、庸皆薄，且其民之受赢者将降而受庸，而受庸者之数亦日以寡，其民流亡”。（D）“业场固广也，而户口、母财之进适与之齐，则庸、赢不进”。（25）这第四种情况是严复对斯密的重要补充，但在今天看来，其实是进步社会的特例。
    （七）反对伪劣产品。
    严复十分重视自由竞争中的商品质量问题。他以福建茶叶为例，指出某些人以伪劣产品骗取暴利的结果，必然损害全行业的信誉，以致在国际贸易中失去市场：“今如闽之茶业，人得为贾，而小民怵于一昔之赢，往往羼杂秽恶，欺外商以邀厚利，贻害通业所不顾也。二十余年来，印度茶业大兴，而闽之茶市遂极萧索。向使其地业茶大贾会合为联（此指行会），立规约，造商标，令茶之入市杂伪者有罚，使贾茶之家久而相任，则闽之茶品固天下上上，足与印茶为竞有余，未必不收已失之利也。”（26）
    值得指出的是，严复一向反对行会的垄断行为，此处为了严禁伪劣产品，竟主张利用行会行规，可见他对伪劣产品仇恨之深。
    （八）提倡有限公司。
    “十九稘以来，都会商业几无往不为合股之公司……独是合股公司，制皆有限，此所以救民力之所穷，而置商贾于安而无倾之地也。”（27）
    当然有限公司并不是绝对地没有弊病。有些人集资不多而雄心太大，结果是垮台倒闭，害人害己，因此需要由国家的商部审核批准：“顾有时而弊从之以起，每有集资甚俭而发业无伦，以侥幸一时之大利，至于力穷势屈，被其毒者每繁有徒，此亦本稘习见之事也。是故国有商部，当一公司方起之时，诚宜付之警察之吏，必力副所图，而后许之从事，否则禁之。此亦补偏救弊之不容已者也。”（28）
    对于严复的这个主张，著名学者胡寄窗先生发表了如下见解：“严复毕竟还是一个由封建士大夫阶层蜕化出来的近代工商者的代言人，在观察新事物时仍未能完全摆脱旧传统的束缚。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公司制度的成长和发展，其关键就在于不否定投机活动是必然伴随人们投资活动而存在的现象。人们并不否认它必然带来许多弊害，但是如不存在投机活动，则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它的昨天和今天。倘使每个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须由官府出而加以监视核准，恐怕绝大多数的股份公司均将被扼杀在摇篮里。所以，要求消除投机活动即不可能建立起资本主义式的自由股份制度，二者只能同时并存或同时消灭。”（29）
    毋庸置疑，胡先生的见解是从经济自由主义出发的。精辟之处在于，指出了自由股份制度和投机活动是一种同生同灭、形影相随的关系。在他看来，象严复那样一面提倡自由股份制度，一面又设法禁止投机活动，是根本办不到的。
    由于严复原话并没有谈及自由股份制度和投机活动的关系，因此我们无法判断严复是否已经认识到了二者之间的孪生现象。这样，需要讨论的就仅仅是问题的后一半，即一面提倡自由股份制度，一面禁止投机活动的可行性。
    首先，严复所说的“国有商部……诚宜付之警察之吏”，是抽象的理论阐述，并非特指清末中国。毫无疑问，由一个封建顽固派掌权的商部去审批一个公司，当然会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一个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商部去审批一个公司的话，这种审批就不会变成“扼杀”，并且正象严复所期望的那样，可以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
    其次，在承认自由股份制度和投机活动的孪生关系的前提下，为了引进和推广公司制度，真的只能对投机活动放手不管吗？毫无疑问，放手的结果必然是投机的猖獗，一旦失败，受害者远不止投机者本人。所以严复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主张认真执行审批手续，是完全合理的。事实上也没有哪个政府会完全放弃审批权，只不过在审批时，存在着宽与严、松与紧的区别而已。这样看来，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一方面在思想认识上，既已明白自由股份制度和投机活动的孪生关系，就不要抱根绝投机活动的幻想；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上，却要尽人事之努力，通过一定的审批手续，合理合法地限制投机活动，尽量减轻它可能带来的危害。
    综上所述，严复的见解基本上没有错。胡先生仅因严复主张由政府部门认真执行审批手续，就说他“未能完全摆脱旧传统的束缚”，是不妥当的。至于胡先生阐述的自由股份制度和投机活动的同生共灭关系，则是对严复见解的精辟补充。
    （九）介绍分红制度。
    “今之英、德制造公司，多用东（老板）、伙（雇工）通力之法。其法，岁终计利，庸（工资）、息（利润）二物，先按市中常率分付。有余，则斥母（资本家）与出力（劳动者）二家之所得，皆比例而增；不及，则比例而减。主佣休戚，益复相关，不待督察而勤。事办而两家之利皆进。”（30）
    要想明白这种分红制度的意义，必须首先看清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简言之，在生产过程中，双方结成了合作关系；而在利益分配方面，双方却存在着对立关系。试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一个现代化企业的创建，总少不了由资本家提供资本，由科技人员提供技术，由工人提供劳动力，由国家或私人提供土地。唯有保持这四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现代化企业才能正常运转。至于利益方面的对立关系，早已为人所熟知。那就是说，在一定量的企业纯收入中，资本家拿得多了，工人就得少拿；工人拿得多了，资本家就得少拿，一方利益的增加以另一方利益的减少为前提。这样看来，严复介绍的分红制度并没有改变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原有的这种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它是以人为的手段，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增加了一种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关系。当企业增收时，其增收部分不再由资本家独吞，而是以分红的形式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而当企业减收时，其减收部分也要由资本家和工人共同承担。这种分红制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增加工人利益，而在于以增加利益的可能性为诱饵，使企业的每一个成员都来关心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在心理效果上，可以缓和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程度，并加强资本家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合作关系。毋庸置疑，即使在实行分红制度以后，资本家的总收入仍将远远大于每个工人的收入，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平现象仍然没有解决，但是由于这种制度能在某段时间内相对增加工人收入，因此在企业兴旺的前提下，能被工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