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控制人口数量
    严复认为，不同的群体对于生活资料的需求标准并不一样，大体上落后民族的标准低，文明民族的标准高：“僿野蠢愚之民，以度日不死最下之食为界，必至饥馑，其生始屈。文明之群，民习于丰给，则其界略高，不待饥馑生机已狭。”⑨因此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在前一种社会里所能赡养的人数就比较多，而在后一种社会里所能赡养的人数就比较少。但是，有一条基本原则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人口数量必须同生活资料的数量相适应。所谓“生之量以资生之量为界畛”，⑩就是这个意思。
    根据这个原则，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须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发展生产以增加生活资料的供给总量；另一方面，控制人口以减少生活资料的需求总量。这样，从理论上说，人均占有的生活资料就会迅速增加，劳动人民的生活就可以有较大的改善：“生财之术益巧益疾，如讲田法、用机器、善分功之为，固通国之公利。使生齿之繁不过，则力作小民获益最广。”（11）
    遗憾的是，落后国家的人民往往不懂得节制生育的重要性，因此在那些国家里，生产的发展总是跟不上人口的繁殖。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再好也不管用：“所患者民愈愚则昏嫁愈以无节。故民智未开之日，生业之进，终不敌其生齿之蕃，虽有善政良规，于国计不过暂舒而终蹙。此则虽有圣者，所无如何者矣。”（12）
    以上认识显然受了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影响。严复在《原富》按语中这样介绍他的人口理论：各国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的产物则按算术级数增长。通常情况下，人口数量至少每25年增长一倍。“故地之养人，其势必屈。而不有新地可以移民，则兵饥疾疫之祸，殆无可逃”。（13）
    严复认为人口问题同人民的文化素质有关：“使民质崇，则过庶（人口过多）不易，而所患或稀；若民质甚卑，则过庶易成，而所患众矣，徒俭菲不足以救之也。”（14）这种情形类似生物学界公认的一条规律：“孳生易则长成难，长成多则孳生少。”（15）也就是说，繁殖率高的生物成活率低，而成活率高的生物繁殖率低。由此可见，高繁殖率是低等生物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为避免绝种而自然形成的一种适应环境的手段，至于生存能力较强的高等生物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基于此种认识，严复相信斯宾塞尔的一个观点，认为“郅治之时无过庶之患”。（16）那言外之意说，人类社会达到高度文明以后，一方面，人类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因而无需担心绝种；另一方面，随着民智的提高，人们普遍懂得了人口数量必须同生活资料的数量相适应的道理，因而自觉实行节制生育。到那时，全人类都将追求人口的质量而不再追求人口的数量，人口过多的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
    （五）提倡多消费，以消费刺激生产。
    “今使一国之民，举孜孜于求富，既富矣，又不愿为享用之隆，则亦敝民而已。况无享用则物产丰盈之后，民将缦然止足，而所以励其求益之情者不其废乎？”（17）
    这段话说的是不讲消费的消极作用，不但使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而且使人民满足于已有的物质财富。这样的人民缺乏进一步追求更多物质财富的热情，因此不会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由此可见，尽管没有明说，严复思想中确有一种消费可以刺激生产的观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严复不但公开提倡消费，而且认为“以多为贵”：“支费非不可多也，实且以多为贵，而后其国之文物声明可以日盛，民生乐而教化行也。……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由此观之，国之务富者，所以辅民善治也；家之务富者，所以厚生进种也，皆必财之既用而后得之。藉曰不用，则务富之本旨荒矣，此支费（消费）之所以以多为贵也。”（18）
    这段话阐述了“支费”与“教化”的关系，认为多消费可以造就文明程度较高的人民。需要补充的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人民的生产技能一般来说也比别人高，因此只要顺着严复的思路再进一步，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多消费可以间接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
    （六）重视市场作用。
    由于按语这种表达形式的限制，严复未能全面论述市场经济，但当他发现亚当·斯密未能结合市场而探讨工资与利润的变化规律时，便在这方面作了重要补充。他指出，如果不结合市场而探讨工资与利润的关系，就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工资和利润只能是你消我长的敌对关系：“盖不兼业场（市场）之广狭而言之，则物产之所分，役财与出力二者，若常有相轧之势，庸（工资）厚则赢（利润）薄，赢巨则庸微，不能两利而俱存也。”（19）但在事实上，在劳动力耗费和资本耗费都相同的条件下，存在着“庸赢并劣”或“庸赢俱优”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就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有用力同用财同，在此则庸赢并劣，在彼则庸赢俱优者，无他，业场之广狭异也。”（20）
    严复又指出，如果把市场、资本、劳动力三者结合起来考虑，可以发现四种规律性的现象：第一种，“使其国母财（资本）富于力役（劳动力），而业场甚广，母财尚不足以尽之，如是者其庸、赢并优。此美利坚之事然也。”（21）这就是说，资本多而劳动力少，加上市场广阔，结果是工资和利润都高。
    第二种，“使其国母财富于力役，而业场狭，则其庸率大而赢率微。此凡国兵燹饥凶之余，每如此者，然以蕃息之例之行，此境不能久也。”（22）这就是说，资本多而劳动力少，但因市场狭小，结果是工资率高而利润率低。随着人口迅速增长，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第三种，“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亦不副其业场，则庸率至微而赢率至大。中国今日之事正如此。”（23）这就是说，资本少而劳动力多，且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结果是工资率极低而利润率极大。
    第四种，“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业场又狭，不足尽其母财，如此者则庸、赢并微。五十年以前荷兰、义大里皆如此矣。”（24）这就是说，资本少而劳动力多，加上市场狭小，结果是工资和利润都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