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上述理论，辉格党人认为，追求个人的利益和寻求发展的机会并不是罪恶，而是人们的“常识”。事实上，早在1604年英国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关于控诉垄断和专利权时，就已宣布了所有的自由国民都生而具有继承权，有工业自由和贸易自由权。该委员会强调少数人控制贸易是违反自然权利和英国国民的自由权的，是不平等的。因而自由贸易和发展，就被看成了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注：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第150页。）。
    但是在自由平等问题上，辉格党人的理论是不一致和不连贯的。辉格党杰出的理论家约翰·洛克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是矛盾的。洛克在鼓吹自由思想上的贡献是举世皆知的。他宣称人权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他对追求幸福的权利的解释是个人可以自由享有私有财产。因此他断言，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
    洛克在鼓吹自由的同时，又强调自由要受法律限制。他认为法律本身是自由的一种形式，由于人的自由是在“政府”管理之下的自由，因此法律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这样，洛克的自由观就出现了矛盾。后来洛克本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他希望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由，把法律保持在对自由限制的最小范围之内（注：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第166页。）。洛克学说的要点是财产权。 他在关于政府的第二篇论文中再次强调要捍卫财产权。他明确提出只有享有选举权的财产所有者才是人民。这种思想是洛克人权学说中的糟粕，它使洛克在政治上逐渐转为拥护独裁统治，反对人民革命（注：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第167页。）。
    洛克在美国人权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自然权利说、契约说、天赋人权说、分权说，特别是财产权说，深刻地影响着美国人权政策和美国历史的发展。因此杰斐逊称洛克为“与培根、牛顿一样，是有过生命的人中的三个伟大的人之一”（注：莫顿·E.温斯顿：《人权哲学》（Morton E.Winston,The Philosophy of Human Rights）， 美国加利福尼亚韦德沃恩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4页。）。
    为了保卫财产权，辉格党人主张建立威尼斯式的古代共和的城市自治政体。这种政体是一种混合政体，它包括了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成分（注：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第 152页。）。詹姆士·哈林顿写作了《大洋共和国》一书，为美洲将建立的共和国设想了一个理想政体。他认为政治机构和权力机构应反映经济权力与财产的分配。经济权力所到之处，政治权力必然出现。他相信在有强大中产阶级的地方，民主制最为稳定。而革命是经济权力和政治分离的结果。这种思想代表了许多辉格党人的看法。由于“大洋共和国”设计的是一种贵族政体，拥有受到限制的、均衡的权力，所以成为了许多美国建国元老们所希望的那种国家的蓝图。这一思想对杰斐逊影响最为巨大。
    无论建立何种政体，辉格党人认为权力的第一个原则是财产。谁拥有财产，谁就应该统治国家。因此他们主张不能给穷人选票。因为穷人由于穷，就会出卖选票，这是穷人不能治国的表现之一（注：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纽约巴塞尔·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97页。）。
    辉格党人的人权理论较清教思想深刻，但他们并没有从哲学上阐明人权的理性基础，而苏格兰启蒙主义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
    苏格兰启蒙主义是指从18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活跃在苏格兰拉斯哥和爱丁堡的一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这些思想家包括了哲学家、工程师、化学家和律师等各色各类的知识分子。他们鼓吹发展科学技术和人权，推动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他们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硬件”，即他们改良了蒸汽机；更向人类社会提供了“软件”，即他们提出了人权理论（注：西尔维娅·弗德雷西编：《持久的西方文明》（Silvia Federici,ed.,Enduring Western Civilization），伦敦格林伍德出版集团公司1995年版，第34、143、144页。）。
    开人权先河的苏格兰启蒙主义思想家是弗朗西斯·哈奇森，其理论精华是说明在自然状态下，个人拥有某种权利，人们的行动是要保护这些权利，从而实现人类的幸福。哈奇森指出，人无需认识上帝或在认识上帝之前便能辨别善恶。虽然人有各种各样的意识，但道德意识最重要，它根植于人的身上，并立即对行动和感情的性质发生影响。他把道德标准与道德意识分开，他的道德标准是：道德的好坏要看一个行动是否有助于促进人类的普遍幸福。这样他把道德与人权联系起来，为苏格兰启蒙主义人权学说奠定了基础（注：西尔维娅·弗德雷西编：《持久的西方文明》，第28、32页。）。
    大卫·休谟曾向哈奇森请教道德的问题，所以他是从道德问题来论述人权问题的。休谟的哲学是怀疑主义的，但在人权问题上，他没有完全否定理性。他用“人性”一词来指人权。休谟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是生而有之的，而且人的精神生活实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因此人的价值观不应受中世纪基督教的限定，也不能由任何传统和权威来规范。个人应该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价值观，从而建立自己的精神信仰。但是在这样做时，应该合乎理性。
    在建立价值观的过程中，休谟强调不能像科学家看待事实那样，否则就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的概念，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在他看来，事实与精神价值之间有不可弥合的沟壑。休谟还进一步论证了事实与道德的评价问题。他说一个饥饿的小孩要吃东西，一个受伤极度痛苦的人发出呻吟，这都是事实。但要评价这两个事实是好是坏，就要按一定的道德标准来分析（注：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第17-18页。）。
    休谟在《人性论》的第3 卷中再次强调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他指出，“是”与“应该是”是有区别的。前者指事实，后者指价值。从历史上看，如果说“是”，那只是事实；如果说“应该是”，那就是理性。休谟的这一观点，被公认为近代自由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注：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第18页。）。
    但休谟认为个人有时又是非理性的，因为理性一词有时是模糊的。理性本身不能说明人们的一种目标比另一种目标更有理性。人们所极欲实现的目标之所以被认为好，是人们热烈地希望实现它而已。因此休谟断定理性的作用是使持有这些愿望的人满意（注：A.J.M.米尔恩：《人权和人的差异》（A.J.M.Milne,Human Rights and Human Diversity），英国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2-43页。）。从自由主义观点出发，休谟强调人有自然权利，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休谟所说的人权，是贵族人权。休谟主张建立寡头贵族政体来保卫这些人权。他说，“宁愿在英国看到一个专制君主，也不愿看到一个共和国”（注：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