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第二年（洪武二年）就同高丽正式建交，确立了宗藩关系。洪武三年（1370），又“颁科举诏于高丽”[1]， 诏其国“如有行修经明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会试，不拘额数选举”[2]。可见，明太祖非常重视汉语汉文化在高丽的传播。 而高丽朝其时虽已进入统治末期，却也依然一如既往，重视汉语学习和汉文化的吸收，向明朝派有留学生。《国子监志》载：“明自洪武初，即有高丽、琉球中山、山南遣子入学，其后来者络绎。”黄佐《南雍志》曰：“外裔子弟，始自高丽遣金涛等四人入国学读书。洪武四年，涛登进士，除授县丞，不就，与三人皆遣归国。”
    金涛为何未留在明朝做官而匆匆回国呢？主要原因是其汉语水平不高。对此，明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朝鲜》有明确记载：“是科，高丽贡士入仕者三人，惟金涛登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寻以不通华言，请还本国，诏给道里费遣之。”
    《高丽史·恭愍王世家》庚戌十九年（1370）载：“九月辛丑，遣工部尚书权钧如京师贺正，举子朴实、金涛、柳伯濡从行。涛中制科。”据此，知其时来华应考的高丽贡士实为三人而非《南雍志》所说的四人，且可推知金涛等在明国学仅仅学习了一年。
    洪武五年（1372），高丽国王又遣使来明，且请遣子弟入太学。明太祖表示同意接收高丽留学生：“上顾谓中书省臣曰：高丽欲遣子弟入学，此亦美事。但其涉海远来，离其父母，未免彼此怀思。尔中书省令其国王与群下熟议之，为父兄者果愿遣子弟入学，为子弟者果听父兄之命，无所勉强，即遣使护送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听其归省也。”[3]（《洪武实录》）当年10月，高丽遣使来明，“举子金潜、 宋文中、曹信从行”，三举子即来明之留学生。不幸，其所乘船只于途中被毁，金、曹溺死，宋生还。次年6月， 高丽使臣携归明礼部之咨文曰：“奏奉圣旨：……（宋文中）可免再试，发回本国擢用。”[4]（P34，35，39）
    洪武二十一年（1388），高丽遣使来明贺正，并再次恳请子弟入学。不果。
    洪武二十四年（1391），亦即高丽朝灭亡的前一年，高丽将汉语都监衙门易名为汉文都监，并且设立了教授馆。这可视为高丽重视汉语学习的最后举措。
    洪武二十五年（1392），高丽大将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而自立，史称李朝。同年9月，成桂遣使赴明，其年冬又表请更改国号， 明太祖“命仍古号曰朝鲜”[1]。从此，明朝与朝鲜正式建立了国交。不过， 朝鲜在明虽号称属国，实“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赍便蕃，殆不胜书”[1]。这从总体上为汉语在朝鲜的继续传播提供了良好环境。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朝鲜遣使来明，明太祖“以表文语慢”，诘责之。次年，朝鲜送撰表者郑总等三人至，“帝以总等乱邦构衅，留不遣”；洪武三十年冬，“复以表涉讥讪，拘其使建文”[1]。 上述二事说明，明朝对朝鲜表文的要求极为严格，礼式不必说，遣词造句也丝毫不予牵就。此外明朝对朝鲜使节还有懂汉语方面的要求，如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明太祖就对朝鲜国王下达过这样的命令：“你那里使臣再来时，汉儿话省的著他来，一发不省的不要来。”[4]（P140 ）这些都是其后朝鲜格外重视培养汉语人才的重要原因。
    为了培养汉语人才，朝鲜李朝在开国之初便设立了司译院，太祖三年（1394）十一月，又详定该院习业考试制度，使人才的培养得到有力保障。至于该院的学习内容和所用教材，可从《李朝实录·太祖康宪大王实录》二十三年（1441）八月乙亥条的记载中得其梗概：“我国自三韩至于高丽，世世……设专司习华语。至国初置司译院，学徒所读不过《老乞大》、《朴通事》、《前后汉》等书而已。……判三司事偰长寿乃以华语解释《小学》，名曰《直解》，以传诸后。今学者无他师范，唯以《直解》一部为习……”。
    司译院的教学效果如何？其所用汉语教材有无增减变化？请看《李朝实录·世祖庄宪大王实录》中二年（1456）四月戊申条的记载：“礼曹启：岁癸丑，世宗大王……以所选入学文臣并衣冠子弟三十人为讲肄官，聚司译院习汉语。至今二十余年，译语精通者颇有之。……所习汉音字样，请以增入谚文《洪武正韵》为宗肄习。”
    为什么要学《洪武正韵》呢？原来此书有助于训练朝鲜人的汉语发音。朝鲜成宗十二年（1481）十月癸亥，诸知汉韵文臣议曰：“声韵有七音清浊。本国之音，无齿头、正齿之别，而又无唇音轻重之辨，故学华语者，鲜有得其精矣。苟能先正本国之音，则韵学可明也。臣等谨按《东国正韵》，‘私’与‘思’，齿头音也；‘师’与‘狮’，正齿音也；‘卑’与‘悲’，唇重音也；‘非’与‘飞’，唇清音也；而合为一音。‘芳’字全清音也，‘滂’字次清（音）也，而亦混而不辨。……今将本国《正韵》分以七音，叶以清浊，使初学者先习是书，次学《洪武韵》，则七音回声，随口自分，其于学汉音也，未必无补矣。”[4]（P676）
    朝鲜李朝所实行的崇儒排佛的文化政策，也为其国人的汉语学习创造了良好氛围。李朝初年，即在汉城建立文庙，规制与中国相同。世宗朝（1419～1450）更置集贤殿以振兴学问，并重修祀典。世宗还打算向明朝派遣留学生，但遭到明宣宗不明智的拒绝。 史载：宣德八年（1433），朝鲜国王“奏遣子弟诣太学或辽东学，帝不许，赐《五经》、 《四书》、《性理》、《通鉴纲目》诸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