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体系的致命弊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最大也最深远的恶果之一，是欧洲国家力量分布严重失衡，它比欧洲在大战中遭受的巨大生命牺牲和经济损失更难补救。这也就是战后所谓凡尔赛体系与生俱来的致命弊端，概而言之即在于既激发了德国的复仇心理，却又加强了德国根本的地缘战略地位，并赋予其潜在战略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一场从政治冲突开始、 以宗教冲突告终的大搏斗（注：Gordon Craig And alexander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3rd edition （Oxford,1995），p.44），在其进行过程中越演越烈的仇恨排除了宽容处置战败者的可能性（即使个别政治家有宽待之意，也不敢公开表露或大胆坚持）。凡尔赛条约就是出自这不可抑阻的暴烈情绪，其压倒一切的目的在于严厉惩罚和尽量削弱德国，使之承受足以阻止其复兴的沉重负担。体现这后一目的的赔偿条款不仅勒令德国在短短几年内交出约合50亿美元的巨量款物，而且规定必须承担协约国及其国民的一切战争损失，其总额之钜以及须缴纳的时间之长漫无边际，以致根本无法确定。它们无视19世纪欧洲几例战争赔偿对索赔国终无善果的历史教训，无视德国民众由此遭受严重困苦会激发他们的强烈愤懑，并且全然不顾一项极为浅显易见的事实--德国（何况它同时被剥夺了相当大一部分经济资源）远不具有相应的缴纳能力（注：参见Ibid.,p.64）。不仅如此，为了提供惩罚和榨取的理由并利于长久压制，凡尔赛条约还明确地将战争责任全部归诸德国一边。这个至少颇可争议的胜者判决必然使大多数德国人将凡尔赛体系视为头等的国际不正义，因而对他们来说更改这一强权秩序就成了正义追求，可争论的顶多只是方法和代价问题。
    在如此保证了德国人的复仇心态，从而铸成未来纳粹权势兴起的一大条件后，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又可谓浑浑噩噩地安排了一套地缘政治格局，它足以大大便利德国的扩张。在处理主要由奥匈帝国的战败和崩溃留下的东欧问题时，战胜国依据的不是着眼于国际制衡的欧洲传统均势原则，而是不考虑或干脆损坏国际制衡的民族自决原则（注：参见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1994），p.222）。这个新原则同国际集体安全一起，被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来结束他抨击为战争之源的权势政治。诚然，民族自决反映了东欧众多民族一般无可厚非的自主愿望，而且在巴黎和会开始以前就已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自己转变为既成事实（注：Alfred Cobban,The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New York,1970），pp.55-56.），但将这个高度简单化的原则贯彻于异常错综复杂的东欧（那里民族分布犬牙交错，族际敌对由来已久，而经济上却构成一个自然的整体），据此划分国际疆界，就必然顾此失彼，矛盾百出（注：Ibid.,p.86;Kissinger,Diplomacy,p.240;Ludwin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New York,1962） p.24.）。
    一战结束后那个四分五裂的东欧处于四大恶性状态之中（注：参见Felix Gilbert,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2nd edition （ NewYork,1979），pp.175-185.）。首先， 东欧各小国内部几乎全都充斥着族际敌意和斗争，而社会阶级分裂连同政治上的派别倾轧、残害和专制高压，更加剧了国家的混乱和羸弱。其次，主要因为互相冲突的民族归并要求和同样由战后人为划界引起的领土争端，东欧国家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敌意，有的几乎势不两立。第三，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随德国一起战败，也同德国一样对战后国际现状严重不满，尤其是国土被剥夺四分之三的匈牙利，更怀有推翻这现状的强烈动机。最后，战后政治分割使原先奥匈全境大致统一的经济格局骤然崩解，各小国经济由于人为的贸易和财政壁垒变得很不健全。所有这些显然都大有利于凡尔赛体系的未来挑战者。犹如这个体系的缔造者之一、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生米已成熟饭时才醒悟到的那样：“我无法想象有什么比下面这一点更会引起未来的战争：已确实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朝气和最为强大的种族之一的德国人，竟由一批小国所环绕，这些小国中有许多是由先前从来没有为自己建立过一个稳定的政府的人民组成，但它们全部包含着成千上万叫喊着要同自己的故土重新统一的德意志人。”（注： Kissinger,Diplomacy,p.241.）
    使事情更糟的是所有有关著述都谈到的其他两大地缘政治现实：十月革命后，苏联因西方主流国家的排斥以及自己的选择而孤处于大国体系之外，先前在东方钳制德国的有效力量由此消退，（更何况它同德国一样视凡尔赛体系为敌（注：包括同德国一样敌视波兰的恢复，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注定了它们日后合作消灭波兰。 德国陆军首脑冯·塞克特1922年就预言了这一点，见William L.Shirer,The Rise and Fallof the Third Reich （Greenwich,Conn.,1962）。p.616.））； 国会对战后安排的强烈不满导致美国退回对欧孤立主义状态，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没有它的全力援助，即使英法俄加起来也不足以压倒德国。所有这些，加上在人口和经济技术水平方面全欧几乎首屈一指的巨大潜能，使战败了的德国的潜在战略优势实际上超过战前任何时候，也使战后欧洲乃至世界力量构造一开始就缺乏平衡。
    英法歧异与法国强硬预防政策的破产
    英国作为最主要的欧洲战胜国，理应是凡尔赛体系的首要维护者。然而，它既不明白这个体系的存活条件，也无意愿为其延续作任何努力。一堆看来异常混乱的幻想、情绪和谬算支配了英国的战后欧洲政策。首先是一种自满自得的虚幻的安全感，如果说战前德国追求制海权的凶猛势头令英国深感恐惧，那么现在德国海军的夭折便使之觉得高枕无忧：英国已经恢复了在欧洲海域的绝对优势，英伦三岛似乎再无遭受入侵的任何可能（注：Pierre Renouvin,War and Aftermath, 1914 -1929（New York,1968），p.223.）。既然如此，英国便根据一种皮相的历史记忆，以为大可如挫败哈布斯堡西班牙和拿破仑法国之后那样，回复到尽可能少对欧洲大陆承担军事和政治义务的传统态势。多多用心于一战后尤为犯难的帝国事务（注：“英国回复到某种形式的帝国独处，对欧洲放任自流。”Albrecht-Carrie,A Diplomatic History of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1973），p.301.）。漠视德国巨大的潜在军事能力，不相信可能有中长期意义上的德国威胁，可谓根本缺乏安全警觉。不过，对已经执迷于新世界秩序幻想的英国来说，辨认具体威胁并由此出发的国家安全观已是陈腐过时之物。除美国政治文化这一本土根源外，威尔逊的国际关系思想颇大程度上来自边沁往后的英国，其自由国际主义经科布登和布赖特直到格莱斯顿一脉相承，而且到一战爆发时显然已牢固地确立为对外政策主流思想（注：参见Alan Bullock and Maurice Shock eds.,The Liberal Tradition:From Fox to Keynes（London,1956），Part Ⅲ，sections 1,2, 5,Part Ⅳ，section2,Part Ⅴ，sections 5,6,7.）。 有了如此的温床，再加上一战惨祸使以均势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政治声誉扫地，威尔逊那套幻想倒在英国以难以想象的势头蔓延滋长，以至近乎完全支配了那里战后年代的国际关系讨论（注：见E.H.Carr, The Twenty YearsCrisis,1919-1939（London,1939）。又见Kissinger,Diplomacy,pp.248-249.）。仅此便足以决定英国对欧洲国际政治的真实格局和内在趋势茫然无知，也足以导致它到头来不能辨识自己作为一个实际上同欧洲均势互相依存的大国所面临的真正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