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德协调和英国半面包容的祸患
    鲁尔事件结束后的10年里，英国是欧洲政治独一无二的主导者，而其政策核心是英德协调。更确切地说，英国要包容德国，将其整合到西方大国政治俱乐部和经济网络中去，以便制衡法国，孤立和隔绝苏联，促进欧洲经济复兴。与此同时，包容还意味着用德国乐意接受的方法束缚和规范之，靠此有效地解决多年来使欧洲无法安宁的德国问题（注：关于包容（Co-optation）概念的理论涵意，见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53页。）。然而， 在束缚意义上的对德包容并不是全面的：英国始终不认为东欧领土基本现状合理正当，始终不愿为防止德国更改这一现状承担任何政治、法律或道义义务。因此，英国的政策可谓半面包容，网开一面地为德国留下领土扩张的可能性，也就是为它自己留下在大国地位和经济实惠之外得以进一步安抚和笼络德国的余地。然而，德国自大战结束到鲁尔事件期间的行为同英国的包容意愿相抵触。它虽然处于紧接战败而来的最弱状态，却倔头倔脑地同战胜国作对，尽可能抗拒贯彻凡尔赛条约。它还径自接近一样孤立和羸弱的苏俄，与之缔结实际上旨在尝试彼此借助并协作抗衡西方的拉巴洛条约，这在视苏俄为头号祸患的英国看来不啻触犯大戒，并且因为引起了法国的恐慌而使德国自己饮尝苦果。（注：法国在其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中，对德苏同盟的任何可能性深为疑惧。因此有如劳合·乔治所说，“如果没有拉巴洛条约，就不会有鲁尔事件。”见Kissinger,Diplomacy,P.267， 就德国而言缔结拉巴格条约一举之失策， 又见 Albrecht-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p.394.）
    在由对法消极抵抗而来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之中，斯特莱斯曼上台执政，德国外交开始迎合英国的政策倾向。这位“兴登堡和卢登道夫的先前的喉舌、 坚定的保守分子和君主主义者”（注：Shirer, The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p.99.）以变更欧洲秩序为念念不忘的根本目标：德国必须恢复它战前那种主要强国地位，摆脱凡尔赛条约强加的赔偿负担、莱茵河左岸军事占领和歧视性军备限制，修正德国东部边界，特别是兼并将德国大部和东普鲁士隔开的波兰走廊，取得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境内上千万德意人的保护权，实现德奥合并（注：Cobban,The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p.24.）。这些是先前历届政府和所有中、右翼政治力量共同响往的，但斯特莱斯曼认定德国要脱离眼前绝境并且重新强大起来，就必须俯首履行凡尔赛条约，以便先获得赖以恢复经济实力的安宁和外国资本，然后利用战胜国对既存秩序严重缺乏道义自信这一点，谋求以合作者的身份进入西方大国协商机制，在其中随自身影响的增长越来越有效地修改现状，“逐渐并且几乎肯定和平地进至为他的国家取得在欧洲的一种决定性作用”。（注：Ibid.;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p.99;Kissinger,Diplomacy,p.269.引语见Ibid.,p.284）对于苏联，斯特莱斯曼虽然没有中止拉巴洛条约开始的交往与合作，但其主要意义变成了纯粹策略性的，即在同西方国家协调的大框架内用“苏联牌”来施加心理压力，促使它们对德让步。（注：唯继续进行的德苏秘密军事合作除外，这种合作对德国来说具有暗中建设德国军事能力，特别是空军和地面闪电战能力的战略意义。见Robert L.O'lonnell, Of Armsand Men （Oxford,1989），p.276 ）斯特莱斯曼的这套大战略很大程度上出于他敏锐地把握了英国的心理和政策方向，德英两国彼此间的政策迎合构成了他1929年去世为止（或可说迟至希特勒上台为止）的欧洲外交基调。他作为俾斯麦之后西方最精明的战略家之一。提供了“搭车”战略的一个走向成功的实例（注：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第3页。）。
    德英彼此迎合的首要标志无疑是罗迦诺公约。实在可以说，这套当时在西方被当作和平新纪元肇始而受到普遍欢呼的条约出自它们的共同创议（注：Renouvin,War and Aftermath,p.242,详见洪育沂：《洛加诺公约》的签订”，《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第一节，pp.242-243.）。斯特莱斯曼的主要动机在于确保德国西部领土不再象鲁尔事件期间那样遭受法国入侵和占领，争取通过缓和德法关系来促进莱茵河左岸的协约国军队提前撤离，并且为和平地修改德国东部边界留下充分的余地（注：Renouvin,War and Aftermath,p.242,详见洪育沂：《洛加诺公约》的签订”，《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第一节，PP.242-243.）。英国的动机则是使德国本着对法安全感而乐意地接受战后领土安排的西半部分，从而促成法德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将德国纳入西方大国俱乐部。从英国的观点看，经道威斯计划开始了经济包容框架内的德国经济复兴之后，在国际政治领域作相应的变动变得至关重要了。不过，要使法国能对德国的复起较为放心，英国就不能再规避建立英法军事同盟，然而它又不愿因此与法国在东欧的同盟体系缠在一起，以致为了在它看来既不合理也不重要的东欧领土现状冒任何风险。承诺一个只保障法德及法比边界的“有限同盟”--这就是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的解决办法。结果，德国仅被要求不以武力改变其东部边界，却未受到阻碍它敦促这一改变的任何约束，凡尔赛体系的东半部分悄然丧失了合法性。正是由于英国的半面包容政策，逻迦诺公约“与其说使欧洲和平化，不如说确定了下一个战场”（注：Kissinger,Diplomacy,P.274）。
    法国总的政策态势是顺从英国。以撤出鲁尔和订立罗迦诺公约为标志，它完全放弃了实行独立的对外政策的任何希望，从此萎靡不振地尾随英国， 直至英国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真正改道为止（注：Richard D.Challener,"The French Foreign Office:The Era ofPhilippe Berthelot," in Gordon A.Craig and Felix Gilbert eds.,The Dipomats,1919-1939,V.1（New York,1963），p.82）。继普恩加莱主持外交的白里安早就感到，法德潜力差距过大，而且将随时间的推移越益悬殊，因而法国长期安全的根本希望在于法德和解。除此之外，这安全还必须依靠同英国的紧密联系和国际的集体安全制度（注：Ibid.,p.53;Renouvin,War and Aftermath,pp.222-223.）。 大多数法国人由于强硬预防政策的破产而改信他的政策主张，以致他7 年任内的声望自普法战争以来的所有法国外长中几乎无人可比。畏惧、疲惫以及弱者的幻想使得法兰西民族完全成了英国的俘虏。罗迦诺公约订立后不久开始建造的马其诺防线强烈地体现了法国的萎靡：法国实际上无意于东欧盟国的安全，它只是在自己边界的内侧“坐待命运的降临”（注：Kissinger,Diplomacy,PP.278,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