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英国在经济、民族心理和战略处境方面的重重困难并不能拿来为其当权者开脱，他们的麻木和卑俗严重加剧了30年代逐步展开的国际危险，特别是使得纳粹德国能够几无阻碍地准备并着手进行穷凶极恶的侵略扩张，而世界反纳粹力量（实在的和潜在的）却由此在大战爆发时处于可想象的最不利状况。同工业化和大众政治这两大趋势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性变化相关，战后英国国务总的来说由商人政客和工会领袖交替掌管，而且事实上被托付给其中的格外庸碌或空疏之辈，至少就关乎整个世界安全的外交事务来说是如此。作为保守党内阁首相和30年代联合政府中最有实权的人物，鲍德温执政达八年之久。然而，这位富有的工业家在眼界、见识和气质方面，同世纪之初出身于大贵族的保守党首相索尔兹伯里或贝尔福迥然有别，特别是缺乏他们那种对国际关系的敏锐见解和作为英国外交思想传统的均势意识。他甚至远不如一般的商人：生性庸惰，漫无规划，“他只是在无可规避时才有所行动，然后其行为由直觉而非清醒的理智来决定。”（注：Gilbert,The End ofthe European Era,p.304.）工党墨客麦克唐纳两度担任首相， 在鲁尔事件期间和希特勒上台前后几年可谓英国外交的关键人物。他有一般工人贵族的虚荣欲望和社会势利心，却无典型的工会头目排斥玄想的实用主义精神。他是个头脑含混不清的理想主义者，先前反对大战，此后期望依靠国联和裁军建立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注：Ibid.,p.2-7-219,306.）。当然，只是到内维尔·张伯伦执政期间， 由于慕尼黑事件这特别丑恶的一幕，英国政治领导人和外交素质的败坏才变得臭名昭著。在产生了一位殖民大臣和一位外交大臣的张伯伦家族中，他被认为缺乏政治才能，因而多年里只能走经商之路。即使后来步入政界以至担任内阁要员，他仍象其兄奥斯丁毫不客气地提醒的那样，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注：Craig and George,Foree and Statecraft,p.82.又见B. H.Liddell Hart,Strategy,2nd edition （New York,1967），P.81.）。 他以商人般的讲求实际，断定奢谈集体安全、小国权利和禁止侵略早已徒劳无益，欧洲必须以英德法意四强互相协调和共同主宰作为新的秩序基础。他还相信用欧洲境内的少许领土变更可以满足希特勒，使之从不守规矩的局外人变成大国俱乐部内负责任的一员（注：参见Hillgruber,Gere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p.60.）。慕尼黑事件过后， 希特勒曾私下轻蔑地将张伯伦称作“小毛虫”（注：Shirer, The Rise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p.708.）。这确是英国外交卑俗、虚妄和懦弱的绝好写照（注：战后英国外交素质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外交部和职业外交家的作用一落千丈，政客们的“外行行为、粗枝大叶和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支配了对外事务。见Gordon A.Craig,"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from Grag to Austin Chamberlain," inCraig and Gilbert eds.,The Diplomats,1919-1939,V.1.引语见p.17.）。
    结束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惊人处之一，就在于它的瀑发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一代人时间。这种罕见状况被汤因比称作“双重战争”（注：O' Connell,Of Arms and Men,p.270.）。在其特别重要的原因当中， 无疑包括凡尔赛体系与生俱来的致命弊端和英法两国由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因素导致的空前恶劣的外交政策。它们强烈地体现了实际上自19世纪后半叶就已开始的欧洲的衰颓。就其结果而言，这“双重战争”有着格外巨大的历史效应，远在单单一次大冲突所能产生效应的两倍之上。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这一历史趋势，由此得到了极有力的加速推进。“美国在扭转战局使之不利于希特勒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导致世界权势改而偏向西半球，俄国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则是另一个激荡全局的划时代的结果。”（注：B.H.Liddell Gart,Strategy,2nd edition （Now York,1967）p.237.）象先前历史上几番出现的那样，外部新力量突入旧欧洲，决定性地挫败单独一国称霸全欧的企图。不过，这次是在前所未见的巨大规模上，并且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最显赫地位，虽然经过前一次世界大战，这地位已在很大程度上仅是表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