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比这更严重的却是它倾向于否定凡尔赛体系，并且逐渐损害之。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它对处置德国抱有一种导致混乱的内疚情结。凡尔赛条约将战争责任全部归诸于德国，但事后尤其在英国，这严厉惩罚和拼命榨取战败国的根本依据很快遭到怀疑。“强行贯彻条约中对德惩罚措施的意愿开始动摇。媾和者们受自己的良心冲击，疑惑自己造就的局面是否公正，这就促使他们缺乏维护条约的决心。”（注：Ibid.,p.245.）一项杰出的研究表明， 由此而来的对于德国修改现状要求的越益广泛的同情感。 构成30 年代英国绥靖政策的首要根源（注：Martin Gilbert,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London,1966）。）。其次，英国还非常厌恶东欧诸小国，从而在心理上鄙弃凡尔赛体系的东半部分。劳合·乔治如此表达了这种厌恶情绪：“小国则一跃入自由的光明境界，就开始压迫异己种族。它们比英国和法国、肯定也比美国更加帝国主义。 我目睹此状心中心充满绝望。 ”（注：Cobban,The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p.87.）他和其他英国政治家都认为东欧人狭隘任性，极易冲动，随时可能因各自国家间是非曲直无法判断的争端而兵戎相见，英国为这一地区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义务都可能使自己被拖入无谓的冲突。不仅如此，英国从一开始就认为东欧的国家划分多有不义，因而在商议国联盟约时主张规定边界可以修改，凡拒绝国联有关建议者无权请求保护（注：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p.175.）。可以说， 几年后那事实上放纵德国东进的罗迦诺公约在此已见胚芽。
    当然，在幻想和情绪之外，利益权衡和对国际力量的估计也有力地影响英国的政策方向，但问题在于它们相当浅薄，甚而荒唐背理，显现了张伯伦首相任内终于达利极点的外交素质堕落。在英国的盘算中，有如一个世纪前为制衡盟友俄国而让战败了的法国保持足够强大（ 注：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pp.176-177.）， 现在德国被当作潜在的主要战略力量，籍此防止盟友法国称霸欧洲。到法国武装占领鲁尔期间，英国扶德制法的意向已变得相当明确。专注于眼前的表面现象，由此对法德力量对比的长远前景作完全颠倒的估计，并且根本误解了法国行为的内在心理动因和真实性质，这就是英国在20年代的头号判断错误，它大大加剧了否定和损害凡尔赛体系的倾向。（注：在英国看来，安抚甚而扶助德国还涉及制衡法国之外的另两项重要利益：（1 ）促进同英国贸易休戚相关的欧洲经济复兴；（2 ）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双重意义上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蔓延”。参见Renovuin, War and Aftermath,pp.185-186;Andreas Hillgruber,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 （Combridge Mass.,1981），p.60）
    英法严重歧异是战后初期欧洲政治的主要特征。凯恩斯曾对巴黎和会上所见的克列孟梭作了一番鞭辟入里的刻画：“他对法国的感觉有如伯利克里对雅典的感觉：其价值独无特比，世上别的一钱不值。然而，他的政治理论却是俾斯麦的。他有一个幻想--法国，也有一个幻灭--人类……他的哲学容不得在国际关系中‘多愁善感’。民族国家实实在在，你爱其中一个，对其余则不感兴趣或心怀敌意。你所爱的国家，其荣耀值得企求，但一般要靠损害邻国得到。为审慎起见，应当对愚笨的美国人和伪善的英国人的‘理想’多少予以口头支持，但若相信现实世界里真有国联之类事情的很大余地，或相信自决原则除作为按照一国私利来重新安排均势的一种巧妙方式之外还有别的意思，那就太蠢了。”（注：G.P.Gooch,Studies in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 NewYork,1942），p.333.时任法国总统的普恩加莱是这方面的二号典型，在他看来甚至克列孟梭都对美英的“理想”过于迁就。见Gilbert, TheEnd of the European Era,p.211.）长久而又频繁的欧陆国际冲突经历，特别是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晚近两度可怕的体验，使得法国人极端害怕德国东山再起。法国尽管已成为欧陆军事首强，但深知自己内在赢弱而宿敌潜力巨大，并且鉴于19世纪的历史经验，明白一个大国在战败后不久勃然复兴乃常有之事。（注：Kissinger,Diplomacy,PP.232-233、250.）法国压倒一切的追求是军事安全， 而且是在大战严重损伤导致的士气低落之中，以一种强烈恐慌追求这安全。不论从物质能力抑或从心理动因来看，它的政策实质无非是防御性的，只有国际政治判断力严重退化的英国，才会把它认作一个图谋霸权的扩张主义强国。
    按照法国的观点，确保安全的最佳办法在于彻底削弱德国，即通过领土肢解和经济榨取来根本铲除德国威胁的可能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法国便将退一步，谋求主要战胜国之间订立战后对德军事同盟，有如1814年英俄奥普四强为预防法国侵略再起而订立肖蒙条约那样（注：关于肖蒙条约， 参见Henry 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1912-1822（Boston,1957），pp.131-133.）。此外，这还可以同一些东欧小国（凡尔赛体系的存活关系到它们的存活）结成一个同盟网络，不过它自己明白这对防备德国充其量只能起补充作用。事情很快表明，这套传统式的预防战略大半乃一厢情愿。领土肢解在商议凡尔赛条约时被美国一本正经地断然拒绝，英国则告诉法国：肢解出来的领土无异于战争祸种，到时候它不会为制止德国故土归并而流血打仗（注：Kissinger,Diplomacy,P.233.）。榨取一法虽然由凡尔赛条约的赔偿条款得到了文字体现，但德国在缴付方面百搬抵制和拖延，而英国越来越倾向于反对无情勒索，致使其落实难上加难（注：时殷弘：“鲁尔事件始末”，载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一、二节，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法国退而求其次的安全选择同样可想而不可求。美英两国曾向法国许诺战后军事同盟，以保障战后欧洲安排免受德国破坏，它这不过是旨在诱其放弃肢解德国的策略之举，而且很快烟消云散。以后，法国又两度试图在国联框架内确立成员国强制性的反侵略义务，主要希望以此迂迥方式使美国承担它先前规避了的武力保障责任，但每次英国都在三心二意地给予某些呼应后幡然变卦。（注：Kissinger,Diplomacy,pp. 232-238,253-255.）法国政治早已备感挫折以至气急败坏，于1922 年底由普恩加莱主持决定出兵占领鲁尔工业区，亦即单方面强行贯彻彻底削弱德国的初衷。（注：时殷弘：“鲁尔事件始末”，载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一、二节，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它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英法龃龉一变而为公开碰撞（注：英相麦克唐纳在给普恩加莱的一份外交文书中，厉言指责“法国决心毁灭德国，统治大陆， 而不考虑我们的合理利益和对欧洲安排的未来后果。 ”见Gilbert,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p.218.）。到头来， 近乎彻底的外交孤立、急剧恶化的财政状况以及德国以“消极抵抗”方式进行的全力抗争，终于迫使普恩加莱下台，精疲力竭的法国听任凭盎格鲁-撒克逊政客和银行家摆布。至此，强硬预防政策彻底破产，法国的权势和意志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