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瘫痪和英国的绥靖
    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欧洲从此确定无疑地走向空前的灾难。“在运用外交方面，希特勒无疑是极权主义领袖中最有技巧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始终将英法玩弄于掌股之间（注：Craig andGeorge,Foree and Statecraft,p.82.又见B. H. Liddell Hart,Strategy,2nd edition （New York,1967），pp.228-230,P.81.）。 他的外交目标，是为最终靠暴力征服实现全欧种族主义军事帝国准备条件，而其贯彻经过了四个阶段。（注：关于这四个阶段的界定， 见Craigand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 pp.83-85.）在头两个阶段里，他先为不受外部干扰地实现国内极权统治而伪装德国外交政策照旧不变，然后一方面宣布退出国联和裁军讨论，另一方面用信誓旦旦的协调言辞来保证免受任何惩罚。1935年初起，希特勒公然毁坏对德大戒（宣布德国军备不受凡尔赛条约限制和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并且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其主要目的在于试探他一旦向东扩张会遭到英法多少抵抗。正是在这一试探时期里，“希特勒表现了他能够多么巧妙地解除潜在敌手的武装。”（注：Ibid.,p.84.）此后便是兵不血刃地大举侵略的阶段：从实现德奥合并到攫取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再到鲸吞这个国家的其余部分和准备消灭波兰。当然，尤其在后两个阶段，希特勒的根本依凭不在于他的谋术，而在于法国的全面瘫痪和英国的一味姑息。
    法国的瘫痪首先在经济方面。与纳粹取得德国政权大致同时，世界性萧条的恶性影响终于开始使法国这个经济结构一向较落后的国家外贸锐减，币值频跌，生产凋零，整个国民经济以一种持续瓦解的方式逐步崩溃。仅此就足以使政府无法凑齐有效地重整军备所需的最低限度资金，从而在一个战争技术正迅速更新的时期里致命地损害了法国的军事能力 （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1987），pp.310-312）。 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严重分裂和由此而来的政治瘫痪。工人阶级关于劳动和生活条件日益高涨的改革要求被资产阶级视为俄国革命在法国重演的开端，以此为主要背景，政坛斗争在30年代中后期变得异常激烈，党派阵容的不息变化和内阁的频繁更迭使得国家政治无稳定可言。特别严重的是，右翼势力对左翼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敌意几乎导致内战，并使得法国成为西班牙之外亲纳粹思想最猖獗的西欧国家（注：Gilbert,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pp.310-314;William L.Shirer,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Republic （New York 1969），Chapters 14,15,and 17.）。在大战和战后初期外交失败所造成的巨大精神损伤之外，法国社会更由于30年代的经济打击、政治动荡和社会分裂而处于公众士气崩溃的状态之中。军界的心理瘫痪尤其危及法国的生存。无论是一律年愈花甲的陆军领导人，还是他们之下的参谋总部人员，因循守旧和麻木不仁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简直只能用空难降临之前听天由命的极端消沉来解释（注：Kissinger,Diplomacy,p.303;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Great Powers,p.313.）。最后，在战略方面最根本、 也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对法国而言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真正可行的选择，或者说无论何种对外政策都无法取得较长远的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权势毕竟在本质上是矫揉造作的，它不仅有赖于德国的继续羸弱，也有赖于俄国被排除在欧洲事物之外。法国的霸权肯定无法长期经受住这些国家的复兴。不仅如此，任何与德国和解的企图都充满着未知的风险和几乎完全不可测算的悬机。法国不可能使英国成为它在东方的盟友，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过下去。然而追随英国意味着法国同中欧的纽带越来越没有价值，而仅仅依靠大陆盟友则缺乏真正的力量。”（注：Challener,"The French Foreign Office,"p.83.）这么一种绝境的后果，必然是法国战略的自相矛盾和混乱。其东欧战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固然符合逻辑，但马其诺防线体现的消极防御使得德国可以大举东进而无虞两线作战之险，更何况对东欧国家实行的极为短视的贸易壁垒政策大有助于德国先将它们变成自己的经济附庸（注： Craigand George,Force and Statecrtft,p.72,参见K. J. 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3r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N.J.1977），pp.253-255.）。 对苏政策从外长巴尔都力求通过大扩展来真正强化法国同盟体系的合理努力开始，到1935年缔结了法苏盟约，它由同年缔结的捷苏盟约相配合。但是，不仅地理上居间的波兰因敌视苏联而拒绝考虑加入这一新安排，从而取消了必要时苏军援捷或攻击德国的可能，而且巴尔都的后继者们出于对英德两国的畏惧，迟迟不同苏联作任何军事磋商，致使法苏盟约本身如同虚设。法国战略的自相矛盾和混乱还表现在法意关系和西班牙内战问题上（注：“就阿比西尼亚危机同意大利的争吵使后者从潜在的反德盟友变成了潜在敌手”，而在西班牙问题上对德意干涉的姑息则使“法国后方建立起又一个法西斯权力”。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313-314.）。说到底，法国的对外政策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依赖英国，但恰恰在遏阻德国扩张这一对法国生死悠关的问题上，英国分明是不可依赖的。
    30年代的英国处于异常虚弱的状态。首先是经济虚弱：世界性萧条和各国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交互作用，导致英国生产急剧跌落，外贸严重萎缩，而且来自航运、保险和海外投资的无形收入锐减，不能再象以往很长时期内那样绰绰有余地弥补贸易逆差。其次是民族心理的虚弱：除了前面已谈论的帝国自处情绪、自由国际主义幻想及和平主义倾向外，一个突出事态是体现公众关注点的国家政治议程几乎完全集中于国内改良和社会福利问题。这一极端内向化系由议会民主型大众政治的充分实现和工党的勃然兴起所决定，它同严重恶化的经济形势一起，使得英国无视国际环境愈益险恶而一味砍削国防开支，迟至战云密布的1939年才着手大举重整军备。英国的虚弱还出于全球性牵制导致的大战略困境，30年代，英国不仅受到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有力牵制（前者不肯为任何欧洲问题冒战争风险，后者则以方兴未艾的民族反抗使英国分散其军事力量），而且更严重的是面对德日双重威胁造成的战略选择难题。一方面，英国根本无力同时遏阻德日两强，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只遏阻其中一强而不葬送自己很大部分利益。这“不列颠‘两面门神’的战略矛盾心理”（注：Ibid.,p.316.）只不过从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反映了英国全盘战略地位的空前虚弱。“英国组合起来抗击拿破仑的大联盟，1900年以后岁月里成功的‘协约’和‘接近’，都已不可复得。日本从盟友逐渐变成了敌手，意大利亦如此。俄国这传统上的同英国一起反对某个大陆霸主的另一个‘侧翼’强国，现处于外交孤立之中，并且对西方民主国家深为猜疑。几乎不可理解和不可预测的是（至少在沮丧的英国政府看来）美国在3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政策，规避所有外交和军事承诺，依旧不愿加入国联，强烈反对英国各种旨在收买修正现状国家的努力，以1937年中立法致使英国无法像1914至1917年间赖以坚持战争努力那样从美国市场借贷：美国不断打乱英国的大战略，恰如英国打乱法国的东欧战略一样，只不过它或许是不经意的。”（注：Ibid. , p.317-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