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世珍是否具备教汉语的能力呢？请看《中宗大王实录》十六年（1521）七月乙卯条的记载：
    上御丕显阁，右承旨赵玉琨……誊送（明礼部）咨文及（明武宗）诏书进于御前。上曰：“此吏文不详知，使世珍读之。”世珍先读咨文，……至“到辽东通解行李”等语，上曰：“此何谓也？”世珍曰：“其所持物件，令封取入官。且中朝，凡罪人必以槛车入京。”……世珍读登极诏草，……至“刀蹬”语，世珍曰：“凡以公事，官员把持以索其物，谓之刀蹬。”至“立功哨瞭运灰”等语，世珍曰：“中朝以有罪之人配于远边，以待立功，谓之哨瞭。使罪人役，以为石灰以运之，谓之运灰。”……其敕书凡制度法令等事，几至千余事，世珍一一解释以读之。
    在事先未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崔世珍能对礼部咨文及武宗诏书中的疑难词语一一进行明确解释，足以表明其汉语文化水平之高，表明他是个称职的汉语教师。
    六、在平壤和义州设译学训导
    为培养汉语人才，李朝在平壤设有专门机构--译学训导。后随着汉语人才需求量的增加，又决定在义州增设这一机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载：十年（1428）十二月丙戌，礼曹启：“义州，朝廷使臣往来之所，而无训导译语之法，通译语者甚少。请依平壤府例，置译学训导，聚本州及邻近各官自愿生徒，教以汉文汉语，择其成才者量授平壤土官。”“从之”。
    七、利用来朝华人的汉语专长
    中朝两国是近邻，因而常有中国人流落到朝鲜。对这些人，朝鲜多及时解送辽东，但对其中的读书人，则千方百计留下来令其为本国的汉语学习服务，李相就是典型的一例。
    李相，原辽东铁岭卫军，正统二年（1437）九月被脱轮卫野人虏获，辗转贩卖为奴，至朝鲜边境被俘。此人“颇识文墨，语音纯正”，是个理想的汉语教师。于是朝鲜国王特向明朝启奏，请求将其留下“训习语音”，得到批准。此后，朝鲜承文院“择吏文生徒文理通晓者，每日往来李相处，学《至正条格》、《大元通制》等书。本院官员二、三人，轮次来往，质问吏文。又令肄业生六人，来往读书。”翌年二月，朝鲜以李相“兼承文院博士，赐衣服、笠、靴、帽、带、鞍马、奴婢、家舍，使娶司译院注簿张俊女”[4]（P423，427），可谓备极荣宠。
    《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五年（1423）十二月壬申条载：“被虏唐人张清等男女共二十人，自庆尚道乘驿而来。初，清等被虏倭寇，居日本七岁。窃倭船，率其徒，渡海而来，冀还本土。清善草书，自言家在温州府乐清县，读书为儒。上欲解送，大臣等止之曰：‘……不如留之，厚与资廪，给其奴婢，因而娶妻授职，久居我国，则渐忘怀土之情。’上然之。”同书九年（1427）六月丙寅条载：“被虏逃来汉人徐仕英言：‘曾住开原，本无远近族亲，诚愿留住。’命下议之。左议政黄喜等议：‘仕英到吉州见先来汉人张显子息，已知显受职，留事司译院，独解送仕英未便。又稍解文字，将为可用，依自愿留之为便。’……上从喜等议。”至世宗十六年（1434），徐仕英、张显同时被任命为汉语训导官。
    在实行上述七项措施的同时，朝鲜极重视发展国内的学校教育，设有全国最高教育机构--成均馆，以教授儒家经典和辞赋策问，培养高级汉语人才。成化十一年（1475），明兵部主事祈顺出使朝鲜，曾对朝鲜的教育情况和成均馆的学习情况作具体介绍，其文曰：
    余仕中朝，闻外国之有文献者，以朝鲜为称首。其人业儒通经，尊崇孔圣之道，匪直守箕子之教而已。兹余奉天子之命，……来使其国，恩诏既宣，即谒孔庙于成均之馆。……其庙五间，扁曰大成殿，祀典与中华同。殿后有明伦堂，堂后有藏书阁。诸生肄业者三百余员。索其辞赋策问观之，亦中华体制也。……《宋史》称其“俗喜读书，庶贱之家，各于衢路置扃堂，以相讲习”。而国人金行成、崔罕、王彬，相继就学于国子监，擢进士第而归。则诗书熏陶，已非一日。我皇明文教诞敷，东渐尤近。朝鲜士人，岁觐京国，耳闻目睹，所得尤深。宜其文物典章，不异中华，而远超他邦也。[2]
    朝鲜在地方上还广设书堂和乡学。官绅子弟7～8岁入书堂，学汉字汉文；15岁入乡学，习儒家经典。此后考试合格者入成均馆深造，再经文官考试及第获得官位。科举悉仿明制，有乡试、会试；以讲经为初场，赋表为中场，策问为终场；所讲之书为《四书》、《五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科考还没有译科，其汉语考试要临文《四书》，且需背讲当时流行的汉语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这对朝鲜人的汉语学习无疑具有推动、激励作用。
    《老乞大》和《朴通事》，其作者及成书的确切时间均不详。然从二书的内容及语言文字方面考察，大抵成书于高丽朝末期，即元末或明初。二书都是依情境为主编写的会话课本，形式上采用对话体，使用的是当时纯正的北京口语，所依托和表现的是彼时普通朝鲜人的实际生活，因此本质上已同现在我们为外国人学汉语而编写的汉语会话课本没有太大的不同。
    《老乞大》、《朴通事》的出现与流行，意义非常重大。此前，朝鲜人虽也学习汉语，却始终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教材，而主要以儒家经典和中国诗文为学习材料。严格地说，这不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从而注定了其学习效果欠佳，具体表现则是汉语交际能力的低下，前文所讲的金涛就是力证。二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使朝鲜人的汉语学习更贴近了语言学习规律，从而可望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因此也可以说，二书的出现标志着朝鲜人对汉语学习规律、学习途径、学习方法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