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宗十九年八月，圣节使蔡寿自北京回，启曰：“我国人不解汉语吏文，故每行见质正官以质可疑。……今辽东有邵奎者，进士出身，曾为真定知县，弃官闲居，才德甚高，辽东大人皆尊敬之。臣入归时，曾与之谈话，无所不通。臣意质正官不送中朝，依申叔舟例，使学于邵奎可矣。”
    成宗二十年十二月己丑，领议政尹弼商启曰：“臣闻中朝文臣邵奎，以亲老归养于辽东。前者蔡寿、李昌臣往见，奎接待甚恭，多所质正。今奉教权五福，以汉语质正往辽东，请令五福质于邵奎，翻译《直解小学》。”（邵奎材料并见朝鲜《李朝实录》）
    二、入朝质正
    明代，中朝两国使节往来极为频繁，李朝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常向入明使节布置汉语汉文化方面的咨询任务，这就是所谓入朝质正。如世宗二十一年（1439）九月戊申，遣文臣李思俭赴京师贺圣节，思俭同时要完成的任务之一便是“问迁主礼于知礼朝官及辽东书生”[4] （P410）。成宗二十一年（1490）九月，成俊作为入明圣节使，同样负有质问的任务，并通过明礼部郎中程愈搞清了什么是“伯、叔”和“伯祖父、叔祖父”[4]（P724）。
    除入明使节的“顺便”质问外，李朝还有“质正官”，然不常设，盖于遣使时临时委任。《李朝实录·宣祖修正实录》七年（1574）九月朔甲寅条下史臣注曰：“国朝于朝燕使行，例送质正官，质问华俗于中朝，必以博文详雅之士充之。其后渐习华训，言语吏文，无不及者。”
    中宗三十一年（1536）二月庚寅，领议政金谨思议：“文官中专业汉语者，必频数赴京质正后，可以成熟。若以为一人每行赴京，有妨于事体，则间次入送，亦何妨也。”左议政金安老、右议政尹殷辅亦附议：“凡学汉语者，虽曰隶习精熟，入中国与汉人语，讹误舛错，不相通晓，必须频数赴京，专心质习，庶能通也。……朱良佑非但自儒素习，亦留心自勉，然必累度赴京，乃有成就之望。其还未久，旋又入送，礼部如或见之，则似有连遣之嫌。但质正非使命专对之比，中朝人虽或有问，其欲质吏文华语而来，以实答之，亦何妨于事体也。”[4]（P1243）此段材料充分表明，朝鲜政府对入京质正何等重视！而朱良佑则是李朝寄予厚望、重点培养的汉语人才之一，因此令其反复入明质正，实即反复到北京短期留学。
    三、向中国使节请教
    世宗三十二年（1450）正月丙午，明翰林院侍讲倪谦、刑科给事中司马恂出使朝鲜。戊申，世宗“命直集贤殿成三问、应教申叔舟、奉礼郎孙寿山，问韵书于使臣。郑麟趾曰：‘小邦远在海外，欲质正音，无师可学。本国之音，初学于双冀学士（按：双冀，五代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随册封使至高丽，因病留而未返），冀亦福建人也。’使臣曰：‘福建之音，正与本国同，良以此也。’三问等将《洪武韵》讲论良久。”[4]（P459）
    端宗乙亥（1455）四月丙子，“遣礼曹正郎姜希孟问礼于明使”[4]（P488）。
    世祖五年（1459）四月己未，明使陈嘉猷至。世祖“命示奏草于明使”，请求改正，嘉猷“改数字”。朴元亨、金何又请教说：“本国事大文书字体，自古用毛晃韵，今欲用《洪武正韵》，难可遽改。”嘉猷说：“字画楷正，则非《正韵》，亦无妨。”[4]（P509）
    《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载：九年（1503）四月，明金辅、李珍出使朝鲜。司译院大臣启曰：“我国事大以诚，而识汉语者只李昌臣一人。此任非轻，不可不肄习。今两使到馆，留数月，择可学者如崔世珍、宋平、宋昌，使之传习，则必皆精通。”燕山君采纳了这一建议。
    四、遣人赴辽东学汉语
    前文所言到辽东请教，本质上已是学汉语，不过所学层次较高，类似今之高级进修而已。而遣人赴辽东学汉语，学生的年龄较轻，汉语水平较低，学习内容以基础汉语为主罢了。
    成宗十八年（1487）正月癸酉，传旨曰：“予欲择年少文臣，往习汉语于辽东，一行当送几人？”司译院官员启曰：“世宗朝每以二人为一行，往来肄业。今亦以二人为一行，每行入送，何如？”[4]（P706）
    宣祖二十年（1587）四月丙子，“特进官尹根寿请于辽东押解官入归时，年少文臣偕送，学习汉语。令承文院议启……”[4]（P1521）
    五、利用本国的汉语人才教汉语
    崔世珍便在承文院担任过汉语教师。请看《李朝实录·中宗大王实录》十年（1515）十一月丙申条的记载：领议政柳洵启：“……今文臣晓解吏文及汉音者，独崔世珍一人而已，……此甚可虑。世珍今仕承文院，以训诲兼官习读等为事。然其数甚多，恐终难见的然有成才者。臣愿择文臣中年少沉静、性度相合者，毋过五六员，俾之训诲，限以数，三年有成，则师学俱有赏奖，否则俱有责罚，以为劝惩之方。如是，则岂无二三人可用者乎？”中宗“从洵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