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美国统治阶级不仅没有给广大人民人权，也没有给反对派人权。例如联邦党人为限制共和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在1788年操纵国会通过了《惩治煽动叛乱法》。该法规定，凡“意在诋毁政府或煽动人民仇恨（政府）的言论，均属犯罪行为，可以处以罚款和监禁”。这一法令出台后遭到人民反对。在1800年选举中，联邦党人因选举失败而下台。但《惩治煽动叛乱法》却保留下来了（注：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85页。）。
    按照洛克的观点，美国人权的标准为：生命、自由和财产。为了保卫财产，美国早期的人权政策中有许多不平等的规定。《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并不是指一切人的平等。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使用的“人”字，是用men，而非persons。在英语中， men虽泛指人，但有时特指男人。在这里，指的是男人。而且并不是所有男人都可称为“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才可以称为宪法意义上的人：即“自由平等地、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财产权，不受暴政压迫，并能实现自我的人”。这种条件只有有财产的人才可以满足。因此许多美国学者把宪法上所指的人称为“法人实体”的代表，即家长、地主、资本家等（注：安东尼奥·卡塞斯：《变化的世界中的人权》（ Antonio Cassese,Human Rights in a Changing World ）， 英国政策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杰斐逊给他所说的“人”作了界定。他说“人”是指“欧洲人种”中的男人。至于妇女、黑奴和有色人种都不是法定意义上的人。杰斐逊认为女人是男性的玩物，女人的思维是非理性的，因此不能算作“人”。而印第安人是蛮族，自然不在“人”之列（注：沈宗灵、黄枬森：《西方人权学说》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256页。）。
    美国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竭力为美国上述不平等的人权政策辩护。例如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领袖约翰·卡尔霍恩说：“相信人人都平等地享有自由，是一个巨大而危险的错误。”他认为，自由是需要努力去争得的报酬，而不是赐予的恩典。他论证说“实际上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自然状态”，因此“不是生而自由平等，而是生而服从。不仅要服从父母的权威，而且要服从出生国的法律和制度”（注：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5页。）。 这种公然反对《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的叫嚣是令人吃惊的。
    事实上，美国开国元老们要争取的“人人生而平等”，不是指北美人民之间的平等，而是指北美白人统治者及有产者与英国人的平等。北美中上层人士把他们自己视为“英国人”，他们开始革命时，并不是要争取独立，而是要争取与英国人一样的平等。
    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开始后声称他是“为正义而战，并非为独立而战”。他所谓的正义，就是要争取“与英国人平等的权利”。因此他把独立战争说成是英帝国的“内部纷争”。在独立战争开始后至1776年1月， 每天晚餐时，华盛顿似乎忘记了战场上的敌人，率领所有军官为“英王的健康干杯”！（注：《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4页。）
    对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潘恩曾给予尖锐批评。潘恩指责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按兵不动”。他说如果不是法国在人员、金钱和海军上的帮助，恐怕华盛顿“早已把美国丧失掉”了。潘恩不客气地说：“你在战场上睡觉，浪费了许多光阴，因而把国库耗费一空；最后胜利的光荣，根本没有你的份。”（注：黄继忠编译：《名人书信一百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香港版，第149、151页。）潘恩对华盛顿的批评虽然言过其辞，但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初期由于为争“英国人的权利”、为“正义而战”随时准备妥协，作战不力却是不争的事实。据记载，华盛顿与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希望通过“乞求”，而不是战斗，去争取“英国人的权利”。因此在1775年7月邦克山战役后， 大陆会议不是要独立，而是仍然要权利。他们通过了致国王乔治三世的《橄榄枝请愿书》，恳求和平。但英王乔治三世断然拒绝，并颁布了一道诏谕，宣布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这才迫使华盛顿和大陆会议继续战斗。1776年1月， 潘恩的《常识》出版后，鼓舞了那些犹豫不决的人，独立战争才真正转变为反英斗争（注：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 然而大陆会议在独立与否问题上仍不统一，不能团结一致，所以独立战争迟迟不能取得胜利（注：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227页。）。
    因此，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由华盛顿领导的美国政府带有强烈的英国传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他们的人权政策就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对此，潘恩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联邦政府是模仿英国政府的形式（虽然不完全像它的蓝本那么卑劣），可想而知，你们自然也会模仿它的许多缺点”，成为“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政体（注：黄继忠编译：《名人书信一百封》，第149、151页。）。
    事实上在美国开国元老们的心目中，所谓“天赋人权”，这就是自由地保卫“财产权”，是天赋给他们的阶级特权。马克思在揭示资产阶级人权的阶级实质时曾说：“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这一论断完全适用于评价美国早期的人权政策。
    由于英国清教思想和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美国早期的人权政策有民主进步的因素：自由平等的原则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得到确认；不管美国建国元老们在考虑政府体制时出于何种动机，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已经建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三权分立的机制，已为实践证明是保证资本主义民主制正常运转的有效措施。
    但是由于美国人权政策强调了清教和英国理性主义人权中的财产权，这就使美国早期的人权政策中出现了许多不民主的因素和贵族残余，制约着美国人权政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