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启蒙主义中的“常识派”比休谟更进一步。 他们认为， 人有“自然权利”和自由是“常识”。他们反对神的启示与权威，以“天赋人权”为武器，反对旧传统，反对专制主义，以革命争取自由（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5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页。）。在苏格兰“常识派”中， 以亚当·弗格森最为典型。弗格森在《认真考虑的舞台剧本的道德问题》和《道德哲学的基本原理》两本著作中， 系统论述了人的“自然权利 ”。1776年，他又写了《评论》一文，评理查德·普顿斯的著作《论公民自由的性质、政府的原理和对美战争的正义与政策》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弗格森着重强调了公民自由是人的天赋之权。从人权角度出发，他建议给北美独立，英国政府应与北美缔结停战协定。他的观点在英国和北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注：西尔维娅·弗德雷西编：《持久的西方的文明》，第29页。）。
    苏格兰启蒙主义的人权思想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的人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因此美国历史学家称苏格兰启蒙主义为美国人权思想的起源（注：R.J.文森特编：《对外政策和人权》（R.J.Vincent,ed.,Foreign Policy and Human Rights），纽约1986年版，第169页。）。 事实上英国清教思想和英国理性主义对美国早期的人权理论、人权政策和人权实践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三、清教思想和英国理性主义传统对美国早期人权政策的影响
    清教思想和英国理性主义对美国人权政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但是突出的表现是在对美国人权政策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和对政体组织形式的影响上。
    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宣言强调，为了保卫这些权利，才成立政府等等。这些提法表明美国完全接受了清教和英国理性主义关于自由平等的观点。而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提出的“自然法则”，也是英国人权传统。《独立宣言》中所提出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就是指英国关于人权的价值观。杰斐逊就此解释说，这些价值观属于某种特殊的道德。人类摆脱专制主义而得到自由，可以解释为包括追求幸福的自由（注：A.J.M.米尔恩：《人权和人的差异》，第147页。）。
    但是对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影响最大的不是洛克，而是苏格兰启蒙主义。洛克强调财产权，但苏格兰启蒙主义强调“自然权利”。从《独立宣言》只提“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没有提财产权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洛克的影响是在1786年谢司起义后才逐步增大。由于这次起义威胁到了有产阶级的安全，美国统治阶级认识到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府，以捍卫财产权。因此美国1787年宪法强调了财产权问题。在制定宪法后，成立了联邦政府。这一发展使美国的人权政策继承了英国人权传统中的许多贵族式的和不民主的成分。
    1787年宪法没有保护人权的内容。在制宪会议上，许多议员反对把人权法案写入宪法，其中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甚（注：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29页。）。1789 年美国政府制定了《权利法案》，但这些人权只给公民，非公民仍然无法享受。
    在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上，美国的人权政策表现出不民主的倾向。美国革命后的政府吸收了旧的阶级传统，建立了有阶级的共和国。在哈林顿的《大洋共和国》的思想影响下，美国开国元老们认为新政府应该是均衡的和混合的。为此，他们设计了一套政治措施，包括成文宪法、两院制的立法机关、秘密投票和间接选举总统等（注：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第197页。）。 美国的确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府，但其初衷并不是保卫人权，而是限制民主。下列事实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美国革命元老们认为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十分危险。早在1776年潘恩出版小册子《常识》后，约翰·亚当斯即加以反对。他说《常识》“太民主”，会产生混乱与恶行，他反对“暴民”统治。为此，他发表了《关于政体的思考》一文，称潘恩是“灾难性的导师”，《常识》中关于政府形式的部分是出于无知，“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巴黎的民主党”。他认为成立三权分立政府的目的是建立平衡机制、限制民主。亚当斯根据弥尔顿与休谟的学说，于1787年和1788年写出了《为美利坚合众国政体辩护》一文，再次重申三权分立的政府是反对民主。他说，既然在北美独立后不能建立君主政体，那就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的贵族政体。在这种政体下，贵族在一个议院中有代表权，平民在另一个议院中有代表权。最后，在他们之间安插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首脑作为公断和仲裁者，这样的政体就完善了。在亚当斯心目中，美国强有力的总统制政府，正是他所向往的三权分立的贵族政体（注：梅里亚姆：《美国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4页。）。
    杰斐逊也主张贵族政体。他所说的人民，是有财产资格的人和贵族。杰斐逊极力反对一院制民主，而主张两院制民主。他认为一院制不是民主，而是专制。他说：“173个专制代表肯定会像一个人一样进行压迫。”（注：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第199页。 ）他认为参议员应该是最聪明的人，不由人民选举，而是由下院代表选举（注：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第200页。 ）。哪些人最聪明呢？当然是贵族。他将贵族分为天然贵族和人为贵族。前者根据才能和德行划分，后者根据财产和门第划分。他十分赞赏天然贵族，称之为“大自然送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认为什么政体能用最有效的办法把天然贵族吸引进政府机关，什么政体就是最好的政体。他主张贵族任职实行终身制。如果政府官员轮流任职，那是“侵犯了人权”（注：梅里亚姆：《美国政治学说史》，第70页。）。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担心民主会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政府，即多数人的民主专制政府。他说：“把所有权力交给多数人，他们就会压迫少数人。”而民主专制肯定会威胁财产、威胁少数民族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因此汉密尔顿主张对大多数人的权力作出限制（注：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第200页。）。
    其它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多数持与亚当斯和杰斐逊及汉密尔顿相似的观点。他们表示，采取分权制是为了抑制民主、保护财产和商业（注：詹姆斯·M.伯恩斯等著：《美国式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