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韦伯也不赞成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归因于犹太人的影响。犹太教对内对外道德的双重性允许信徒从不属于同教或未参加组织的外界人士收取利息，或从事种种不合理的经济事务，如包税、提供政治性贷款和参予国家垄断等；但这只是一种“投机性的贱民资本主义”，同清教式的以合理的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37－238页。）不过，韦伯对犹太教反对巫术的特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巫术是欧洲以外广大地区“对经济生活合理化的一个极严重的障碍”，欧洲则由于犹太教的影响较早地摆脱了这一障碍。”（注：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304－306页。）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起源于戒律的压力，而不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最初是从加尔文教的入世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韦伯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是从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开始。按照这种观点，在人出生之前，上帝就已经预定其中一部分将受其恩宠，得到拯救，另一部分则被抛弃，受到永罚。上帝的决定是人类无法改变的。由于上帝对自己的决定秘而不宣，人们甚至无法探知自己身后的命运。于是，那些渴望得到拯救的信徒就因获救的不确定性而焦虑不安。但经贝扎改造后的加尔文教给人们留下了一线生机，它说虽然人们不能明确探知自己身后的命运，但他们可以从自己的世俗活动中找到处于恩宠状态的证据。因为处于恩宠状态的人是神意的工具，会自觉地履行上帝赋予的世俗责任，即“天职”。有了这一线生机，那些为获救的焦虑所折磨的信徒就逐渐被驱赶到世俗活动中去，他们不稍休息地劳作和工作，以便通过“增添上帝荣耀”的不懈努力来证明自己的选民身份。于是一种原本出世的、宿命的宗教哲学就这样转变成为一种入世进取的精神。 （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74－99页。）
    “天职”观念是神学家为了减轻信徒内心的焦虑而提供的一个发泄的渠道，它的出现本身与经济变革毫无关系。但恰恰是这种与经济变革毫无关系的宗教观念打破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因为天职观念使劳动获得了新的含义：它是对上帝的责任，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用韦伯自己的话说：“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归根到底常常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唯一手段。”（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0页。）于是， 一种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出现了，雇佣劳动者缺乏自觉性和企业家缺乏专注和创新精神的问题就这样因他们自身的心理转变而被克服了。财富也不再受到敌视，因为“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是“上帝祝福的标志”。（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5页。）但是，加尔文教徒在全力以赴地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却拒绝享受。因为在加尔文教徒看来，“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象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而且，“财产越多，为了上帝的荣耀保住这笔财产并竭尽全力增加之的这种责任感就越是沉重。”（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3页。）这样，当谋利活动与消费的限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因此，韦伯认为加尔文教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5页。）
    在《世界经济通史》中，韦伯将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宣称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种子可以从中世纪过着禁欲生活的僧侣们身上发现。他说：“僧侣过着合理的生活，是以有规则的方式，为了一个目标，也就是为来世使用合理的手段去奋斗的第一批人。……僧侣社会的经济生活也是合理的，……”宗教改革是西方历史上的转折点，因为它通过迫使过去埋头在寺院里的坚定不移的宗教界人物在俗世生活中推行他们的宗教，使得宗教精英的禁欲精神普及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注：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309－310页。韦伯在这里所作的发挥似乎走的太远。让。贝克勒说：“理论一旦推到这种极端，说轻点是错误， 说重点是荒谬”。 见让·贝克勒：《资本主义的起源》（TheOriginsof Capitalism），纽约1976年版，第88页。）
    桑巴特--韦伯的观点在德国学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尽管有学者提出批评，但多数学者持赞同的态度。1912年特勒奇尔出版了《新教与进步》一书，补充和发展了韦伯的观点，强调加尔文教“鼓励勤劳”、“反对懒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关于德国学者的反响，见R·H·托尼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英文版所作的序言，第4－5页；引文转引自于可：《加尔文的“预定论”与资产阶级》，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
    二
    但是，德国学者关于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大讨论在韦伯作为典型提出来的英国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对此，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费边社会主义者R·H·托尼曾经作过这样一种解释：资本主义在英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不像大陆欧洲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迅速和激烈，因此，对于英国学者来说资本主义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不存在再认识的必要。但德国则不同，德国在19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走完了英国花了两个多世纪才走完的经济发展过程，迅速的社会经济变革所引起的新旧矛盾使得德国学者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性质问题特别敏感。从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直到1930年托尼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英文版作序时为止，德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纽约1930年英文版，第3－5页。））
    托尼无疑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解释，但不是唯一的解释。英国学者冷淡桑巴特、韦伯提出的问题似乎还与英、德两国学者的学术传统不同有关。德国学术界深受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理念学说的影响，习惯于作灵、肉二分并强调精神的作用。从桑巴特和韦伯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影子。桑巴特和韦伯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物质因素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足条件。然而，正如戈登。马歇尔评论时说在桑巴特的著作中，资本主义精神一词常常是指“根据一种世界观产生出来的行为模式。从这一角度，一定社会集团或阶层的‘伦理’或价值--态度体系似乎就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秩序的主要推动器：资本主义，按照新黑格尔主义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经济理念的实现。”（注：马歇尔：《资本主义精神之探讨》，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