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70年代以来，韦伯--托尼--希尔的学术传统受到英国“修正主义”史学家的严重挑战。修正主义史学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反对“辉格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历史发展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观点，注重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因素；二是注重客观和实证。正如理查特。卡斯特和安。休斯评论的：“修正主义者以他们对史料的详细占有以及避免事后认识曲解历史的审慎态度而自豪”。（注：理查特·卡斯特和安·休斯：《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的冲突》（ Conflict in Early Stuart England），朗曼1989年版，第12页。）在修正主义史学家看来，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论述“只是一种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的预感或推论”，因为他“并未确凿地把证据摆在我们面前”。（注：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5页。帕金的这段话反映了英国修正主义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即使托尼、希尔用作证据的材料也主要是从新教神学家的著作中摘录下来的，它们未必反映了一般民众的信仰和实践。在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新教神学家的教诲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经济行为的问题调查清楚之前，任何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关系的结论都是过于匆忙的。但修正主义史学家批评更多的是他们过多地将个人的政治抱负和感受带入学术研究，容易影响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桑巴特和韦伯是以一种矛盾的心情看待当时德国出现的资本主义或现代化的，一方面作为生活在长期受周围列强压迫的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鼓吹现代化，希望国家迅速富强；但另一方面，现代化造成了他们所熟悉的自由自在、温情脉脉的传统社会的迅速倒坍，这使得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而且作为深受希腊人本主义传统影响的德国知识分子，他们对随着现代化而来的科学主义和理性思维的压力也特别敏感。因此，他们是以悲观主义情绪看待现代化的。这种悲观主义情绪也渗透到他们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之中。英国著名的清教史专家、修正主义者帕特里克·柯林森说：“韦伯感兴趣的并非任何狭义上的‘资本主义兴起’的问题。他一心忧虑的是人类将在浸透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官僚奴役状态中被碾碎，‘每一个人都成为这部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他思考的是加尔文教严厉的戒律和背后的宗教焦虑情绪在使人类最初走进铁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注：帕特里克·柯林森：《英国清教》（EnglishPuritanism），伦敦1983年版，第5页。）托尼、 希尔是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经过长期发展，内在矛盾充分暴露的时候加入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讨论的。他们的目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为当时正在英国兴起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造势。另一位修正主义史学家霍华德。汤姆林森评论说：对于托尼和希尔， “研究历史不是由于历史学本身的缘故，而是通过它来说明现实问题。”（注：霍华德·汤姆林森：《内战前的英国》（Before the English Civil War），伦敦1983年版，第18页。）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希望通过历史研究说明现实问题的想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何将现实性和历史的客观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上述学者在两者的把握上似乎有失当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例就是托尼、希尔关于清教对穷人冷酷无情的看法。A·L·贝尔对沃里克郡“济贫法”实施情况的调查表明，在“独立派”统治的11年，即1649－1660年，该郡的公共救济比革命前的11年，即1630－1641年增长了3倍。（ 注：A·L·贝尔：《沃里克郡的济贫活动，1630－1660年》（Poor Relief in Warwichshire 1630－60 ），载《过去与现在》1966年总第35期。）美国著名史学家戴维·昂德唐在对17世纪英国清教统治下的多彻斯特镇的实证研究中发现，该镇的清教统治者不仅对穷人充满同情，而且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济贫措施。他说：“人们通常认为清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教义，是为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提供的遮掩。 事实并非如此。 ”（注：戴维·昂德唐：《天火》（Fire form Heaven），丰塔纳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修正主义的批评不少是中肯的。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托尼所说，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是在德国现代化的刺激之下提出来的，参加讨论的学者由于亲身经历而对问题的敏感程度是后来的史学家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是以不加批评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学术遗产，我们仍能从中得到许多有教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