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指“忠直”，就是要人们忠于太平天国，崇信皇上帝，反对妖魔邪神。太平天国革命的总目标，是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建立“公平正直”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个总目标，要求人们必须忠于太平天国，信奉天父无兄。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对“忠”曾有明确解释：“总遵十款天条及命令，尽忠报国者则为忠”。在《天父诗》中也提到要太平军将士“有志顶天忠报国”。为此，洪秀全特别赞扬早期为革命牺牲的冯云山、肖朝贵忠于太平天国和忠于天父天兄天道的高尚品德，同时还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对太平天国不忠的根本原因，就是认识不清太平天国的伟大力量，反被清妖的反动气焰吓倒了，没有从内心、真心产生对天道的信仰，而是被清妖的反动宣传和邪道迷惑了，由于邪魔入心而产生了“无胆无志”。因此，他提倡用“忠直”来抵挡邪魔的诱惑。他说：“据眼前论，众兵将今得知妖魔多端诱惑否？今知得鬼路歪邪否？……大小兵将千祈坚耐，莫被诱惑，果能立志顶天忠报国到底。”（15）只有这样，才是具有高尚道德的人。
    洪仁玕对所谓“忠直”的问题，还作了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他说：“忠”就是要人们“强本弱末”，“口心相合”，“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人们不仅要“下思主德，以报主恩”，而且要忠于天王洪秀全，要求“将士们奏绩于疆场”，“礼乐之司，则宜建功于名教”，他认为“忠”，盖来自于“以德为本”，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把自己的才智，勇敢地贡献给太平天国。一个人的道德丧失了，必须玩弄才智，把才智作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这种人“专以八股六韵，徒事清谈，抛离事实。”（16）这就是对太平天国不忠的人。为此，洪仁玕还深入探讨了“忠”与“仁义”的关系，他认为“忠”的行为与“仁义”之举相得益彰，没有“仁义”之心，不可能有“忠”的行为；同样，没有忠诚报国之心，也不可能有仁义之举，就这个意义来说，仁义之举与忠的行为是统一的。只是有了仁义之心的人，才能做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17），忠心耿耿和至死不渝地献身于太平天国伟大事业。
    太平天国为了使人们做到“公正”、“忠直”，大力提倡“为公莫为私”的高尚品德，在革命实践中，曾实行圣库制度。个人财物全部交公，再从圣库中领取个人生活所需，这对增强革命内部的团结是很有成效的。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向前发展，农民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也随之膨胀起来，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财富的贪赃枉法等不道德行为，也逐渐涌现出来。洪仁玕执政后，针对当时存在的那种道德败坏行为，提出了“廉洁奉公”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不徇私情，不谋私利，报效天国，他大声疾呼：“不争名夺利”，并指出：“此争名夺利，罪恶之世也”。洪仁玕为了有效的推行“廉洁奉公”的政策，主张对人的行为实行“人心公议”，即由广大群众对某个人的行为给以评定，并由新闻官员进行宣传，这样能使人的“邪恶之念”，逃不脱群众舆论的谴责，同时也能鼓励人们对“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等不道德行为进行揭露。在他看来，争名夺利者盖缘“欲魔”作怪。希望人们不要为“欲魔所使”，应当效法天兄基督使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得以“圣洁”。他劝告大家要经常想到：“天兄基督，虽无所不能，亦不肯与世人争能，恐为好胜之欲魔所使。”（18）他说：“如此恶之，则恶念去，而善念萌矣！”（19）他更特别憎恶那些把私心、恶行掩盖起来的“伪善”者，这些人就是因为在思想上存在爱财、爱权等坏的欲望。
    那么，怎样才能“去欲魔”、“洁其灵”呢？洪仁玕提出了“遏欲存理”的主张，即是遏制个人私欲，服从和服务于创立大体。他说：“遏欲存理之行，即所以获福避祸之道；但不可先有获福之心，宜先有遏欲之实，而真福自慰于心乎，其功在于获罪改过，信代赎，遵天条，爱上帝，必有加于荣宠焉。”（20）这里，洪仁玕所说的“遏欲”，就是遏制太平天国官员们的“物欲”、“私欲”，包括克制对于个人权力的追求。其实在官本位的社会里，权与钱是相通的，追逐权力也是攫夺财富的手段之一。他所说的“存理”，就是存“新天之理”，也就是要人们拜上帝、遵天条，为使中国成为“东洋之冠”而献身。他认为这个“理”，是至高无上的。“倘得真心实力，众志成城，何难亲见太平景象，而成为千古英雄。”（21）他要求人们应当以这样的“真福自慰”，否则，如果对那种追逐“物欲”、“权欲”的丑恶行为，一再容忍姑息，必将遭致严重后果。他针对当时太平天国官员追逐“权欲”的丑行痛加责斥，他说：“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设仍各如所请，自此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升迁？”（22）所以，他认为这种腐败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天国必将遭致灭亡大祸，到了那时，所谓“燕豫安福之尊”，也都将成为泡影！
    四、太平天国伦理道德的评析
    太平天国的伦理道德思想，是以拜上帝为形式，以平等为基础，以正直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把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要求和朴素理想，提高到一个空前水平，成为当时劳动群众进行现实阶级斗争的精神武器，并被“钦定”为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思想在近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它曾经极大的激发了太平军的革命斗志和献身精神，使他们在对敌斗争中“以人众为长技，以敢死为技，以能忍劳苦、忍饥渴为技……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23），前仆后继，所向披靡。同时，对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给予了猛烈冲击。难能可贵的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导人洪仁玕试图把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想，同他所了解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在总结太平天国革命和伦理道德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农民朴素的道德观念同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基本上为农民阶级利益服务的，并且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色彩的伦理道德学说。如果说，洪秀全的功绩，在于他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猛烈冲击，而洪仁玕的贡献，则在于他进一步阐述了道德在建立“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如果说洪秀全的“平等”道德观念，在本质上还是一种空想的东西，而洪仁玕的伦理道德观念，则包含有更多的现实内容，使农民的朴素道德思想，从空想向现实跨进了一步，在中华民族的道德思想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