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47-1949年宪政时期：来自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制约
    抗战时期，来自国民党系统内的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因素较少，但战时统帅的特别权力，到战争结束时就必须恢复为平时领袖应有的权力。抗战结束后，战时独揽一切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依法应撤消。1946年3月16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撤消国防最高委员会，恢复中央政治委员会。实际上直到1947年国民政府改组前，国防最高委员会还行使着最高权力。蒋虽恋栈，无奈找不出什么借口，只好继续依平时体制行事。这时，国民党内对蒋介石权力的制约又开始起作用。不过，此时对蒋介石个人权力的限制由于政治形势日益对国民党不利，来自法理、国民党外的各种因素均对蒋介石的独裁产生制约作用。这一时期不但是国民党政权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蒋介石权力危机的总爆发，蒋介石对此的进退失踞、举措失宜导致了其迅速的失败。正如对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一样，蒋介石在其大陆统治末年的权力制约因素也因呈现多种面相而不易梳理清楚。下面我们着重从国民党系统内来进行论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迟迟不愿交出权力。1947年，面对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出于对抗共产党的考虑，国民党被迫宣布开始实施一再推迟的宪政。而就在这一年，国民党实施“戡乱”总动员，全面进入战争状态。在内战之前的大好形势下不去开放政权，而到局势恶化时才实行宪政。实际上，在战时的环境中，蒋介石却要去实现民主，一边“戡乱”，一边“行宪”，导致战时体制和宪政体制的彼此冲突，结果弄巧成拙，大大削弱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最后蒋不得不放弃了宪政而专顾于权力。在此期间，由于倒行逆施，蒋介石在抗战中积累起来的威望丧失殆尽。而且，从制定宪法到事实上放弃宪法，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的集中权力的企图陷入两难境地。在大陆的最后阶段，国民党面临着一场合法性的危机，而面对危机，国民党无力在宪政的范畴内应付，最后被迫退回到训政体制。国民党的没落导致了蒋介石个人政治生命的极端危机，遑论个人独裁的实现。可以说，蒋介石这一时期的独裁是虚弱的。
    1、宪法的制约作用
    进入宪政阶段，无论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意愿如何，从法理上讲，党的权力受法制约，个人权力亦由法来限制，从对1947年宪法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虽然蒋介石试图并最终在特定的形势下突破了法理的制约，但他却失去了大陆。在这一过程中，毫无疑问，蒋介石的权力还是受到了法理的制约，主要表现在1947年宪法的制约。
    训政时期，国民党多次借故拖延国民大会，直到1946年11月在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另起炉灶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与1936年的“五五宪草”在政治体制上有了根本的不同。“五五宪草”实行的是总统制，总统拥有广泛的实际权力；而《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总统权力则大为有限，而且相关条文均有“依法”两字加以限制，总统只是至尊地位的国家元首，真正的权力在行政院和立法院。[5]（P341-348）蒋介石没有在宪法中争取更大的甚至是独裁的权力，是因为当时国民党面临着国内外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制度的压力。国内的民主派是如此，美国方面也要求国民党政权进行改革，而蒋介石更重要的动机还是出于对抗共产党的考虑，被迫作出开明的姿态，应付舆论的压力，争取人心。因此，“制宪国大”实际上采纳了政协会议关于宪草修改原则的大部分内容。事实上，蒋介石对此是不甘心的，他在宪法制定后说：宪法“不妥的地方，我们在下一届国民大会，仍旧可以提出修改，使之符合我们的理想”；“目前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是“如何在这恶劣的环境下，打破共产党中伤本党的阴谋”。[5]（P353）然而，当1947年底宪政开始实施后，蒋介石又在“行宪国大”上指使代表提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解除宪法第39条、43条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实际上，有了“戡乱时期”这一护符，宪法对蒋介石的限制自然解除，此后蒋正是依靠这一点成为终身的独裁者。[5]（P363-364）1949年，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辞去总统职务。随后，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操控政权，并且成立了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非常委员会”。事实表明，国民党已经废弃了宪政体制，宪法的制约早已荡然无存。不过，几个月后国民党便退出大陆了。
    2、国民党的统治效能与蒋介石个人独裁
    宪政时期的国民党，派系林立，彼此争斗，混乱不堪，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的执政效能。国民党改训政时期的“以党控政”为“以党透政”，但事实上其效果不佳。国民党虽依然控制着政府，但党政之间矛盾重重，关系恶化。蒋介石逐渐失去了对国民党内权力资源的有效支配能力，政治上陷入四分五裂的半瘫痪状态。国民党的没落状态，已经不能成为蒋介石得心应手的工具，这也是限制蒋介石权力的重要因素。
    40年代末，国民党的腐化、分化已经到了崩溃的极限，衰亡的危机迫在眉睫。1947年7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将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试图利用三青团的加入重新振作国民党。会议提出：“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整饬纪律，淘汰腐恶分子，严肃革命阵容，以促进党的新生。”[4]（P1171）然而，事实表明，这一举措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蒋介石在1948年失望地痛骂：“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1]（P599）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在抗战之中就有所表现，抗战结束后更是恶性发展，这一点当时和后来人所共知。一个当年的革命党，在执政仅20余年就已满目衰朽，诚属罕见。另外，当时国民党内蒋介石的嫡系CC系、黄埔系和政学系以及非蒋的桂系是国民党内四个主要的派系。蒋介石三大嫡系之间互相争斗，力量严重内耗，这也给了桂系重新崛起的机会。1948年“行宪国大”时的纷扰，已表明国民党内的严重分裂和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控。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而蒋介石属意的孙科落选，给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桂系成为蒋介石权力的最大挑战者。随着形势的恶化和矛盾的加剧，发生了白崇禧“逼宫”事件，最后蒋介石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桂系的乘机而起，与蒋介石争夺最高统治权，给蒋介石的权力造成了致命的威胁。蒋介石下野后，大权在法统上被搁置。为恢复自己的权力，蒋介石使出最后一着，由自己任总裁的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统摄政务，而代总统李宗仁只是副总裁，总裁高于总统。这表明国民党实际恢复了训政时期的体制，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重新赤裸裸地实行。国民党的迅速失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挽救了蒋介石的权力，但蒋介石此后却只能做一个偏安于台湾一隅，以非常的“戡乱时期”为借口保住权力的独裁者了。
    总体上看，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日子里，其掌握权力的程度很大程度受时局发展的限制。在中共的胜利面前，国民党显得无所作为，迎合美国意图却导致了美国扶植桂系。但这些只是蒋介石权力运行的大环境，而国民党自身的原因才是蒋介石最头痛之处。正是这个蒋介石赖以大权独揽的工具，到头来反而成为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国民党的失败实际上是自身的崩溃，而蒋介石控驭六合，惟我独尊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作为一个权力欲极强的缺乏民主性格的政治人物，蒋介石一直在争取绝对的权力，而且他总是不甘到手的大权旁落，屡屡想方设法突破限制。但综观其22年的中国最高统治者生涯，其权力仍然是受到限制的，纵贯始终的是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它并没有为蒋介石的独裁权力提供牢固的支撑。虽然在抗战时期蒋介石重建了领袖制，但国民党实施宪政的终极政治目标却时时来到面前。抗战前的10年，蒋介石屡次受到国民党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挑战，蒋应接不暇，不时被迫让步、分权，独裁权力根本谈不上。蒋介石的权力在抗战到训政结束这一阶段是顶峰，虽然有着微弱的制约因素，但是他实际上在战争的环境下，基本具备了独裁权力。宪政开始后，在新一轮的内战形势下，蒋介石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方式下推进延宕已久的宪政。然而，当蒋介石意识到宪法的制约作用和国民党已经无力维持自身权力有效运行的情况下，又退回到训政体制下。在危机时刻，国民党的无能成为蒋介石失败的关键。可以看出，蒋介石在22年中并未能始终如一地掌握绝对的权力。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国民党是一个缺乏牢固社会基础的政党。它只是代表了社会上层的利益，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这使得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和效能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国民党自身存在着种种弊端，如派系纷争、腐败、执政后趋于保守等；政治理念也并不完善，如孙中山遗教的模糊，具体操作的困难等。实际上，在民国早期代议政治的失败和军阀政治的衰败后，党化政治成为一种趋势，其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主导国家政权。然而，国民党上述特征却不能保证其履行自己的使命。相应地，蒋介石权力最大的制约来自国民党内，国民党外的因素始终构不成致命的威胁。
    从个人因素来看，蒋介石虽然在党内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威望，但鉴于其素质和性格，恐怕是不可能控驭当时极度混乱的时局的。蒋介石一生的两次重大失误就很清楚地表现出这一点。北伐后，蒋介石没有正视现实，与党内政治、军事实力派协调好关系，反而大肆揽权，激化矛盾，酿成国民党长期的裂痕，而这种裂痕在22年中始终无法完全弥合；抗战后，本来形势大好，蒋介石完全可以乘机扩大政治基础，吸纳国民党外政治势力，重建国家的团结，而蒋介石却固执地排斥非国民党势力，发动内战。事实表明，蒋介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没能把握好政治方向，自身的缺陷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集权以及政治成就的取得。
    收稿日期：200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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