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使团与上海领事团和工部局之间的严重冲突
    五卅惨案发生后，在风暴的中心上海，领事团和工部局自始至终都以极端顽固的态度应对局势。无论是对中方的要求，还是对公使团的建议，一律拒不接受。6月1日，上海道尹和警察局局长约见领袖领事，提出释放被捕人员、惩处巡捕、抚恤死者家属等要求，得到的回答是：“目前情况下，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主要过失在于中国当局未尽力遏止排外的煽动。”(27)在领事团内部，法、意、荷等国领事态度相对缓和，而英、日、美领事则异常强硬。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顿(S. Barton)对事件的看法是：“完全不是草率、野蛮的行为，巡捕们尽了一切努力，先是劝说，后是挥舞警棍以使具有威胁性的人群散开。惟当捕房大门口的小队巡捕快要被压倒、捕房及其军械库将被占领时，才施放排枪。该外国巡捕用了一个小时试图制止愤怒的人群，他们受到袭击，甚至被打倒，但仍克制着避免动用火器，其勇气、耐心和好脾气值得高度赞扬。”(28)基于此等认知，领事团除了将事件的发生诿过于中方以外，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
    前已提及，当北京公使团派出六国委员团赴沪调查时，公使团曾试图和缓上海的敌对气氛，领衔公使为此致电领事团，提出能否撤走登陆部队，以便为委员团的工作创造平静的氛围。领事团于6月9日开会研究，美国总领事表示，他愿意看到军队撤走，但中国方面必须要有相应的举动，如银行、商店等恢复营业。日本总领事认为，“就本国的侨民而言，撤兵的时机尚未成熟”。(29)领事团又询问工部局，同样得到否定之答复。当天领袖领事复电公使团，内称：“经与直接负责保卫租界的工部局有关部门磋商后，他们认为撤兵的时机尚不成熟……领事团不得不同意这个意见。租界内的实际局势虽较以前平静，但鉴于附近地区有25万罢工工人，界外又连续存在着剧烈的骚乱，故采取最严厉的防范措施似属必要。”(30)
    翟录第接此答复，于6月12日专门致电英、日、美等5大国总领事，试图说服他们接受公使团的提议。各领事坚持己见，说两天来已经撤退了200名万国商团成员，还说据目前华人情绪来看，他们反对万国商团甚于海军，再度拒绝了公使团撤退部分海军的建议。(31)
    领事团和工部局一方面对公使团的建议不予配合，另一方面对六国委员团的调查提出质疑。委员团的调查结束以后，领事团致电翟录第，称外国总商会要求选派一个委员会，调查5月30日捕房所采取的行动，此间普遍认为，应尽快进行这种调查，以防丧失必要的证据。翟录第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外交代表团进行的调查已能收集一切必要的判断材料，另一方面中国代表团已收集了一切有用的资料……在此情况下，指派一个新的调查委员会，即使抱着起镇静作用的目的，似乎理由也不充分。”(32)
    由此可见，公使团与上海方面的意见分歧由来已久。在这种情况下，公使团的处理办法的出台必定是火上浇油。领事团于7月2日上午接获公使团的处理决定，英、美、日等领事大为惊愕，极其不满，立即急电北京公使团和本国政府寻求解决。7月2日，领事团致电北京，建议将通知工部局的时间推迟到7月6日，以便进一步研究。7月4日翟录第回复密电如下：“有关公使要我向领事团进一步确认，他们所作出的决定具有约束性，不容再予讨论……同意领事团的请求，推迟到本月6日上午传达给工部局。同时，有关代表无疑会毫不拖延将上述决定转告中国政府和报界。”(33)
    白拉瑞则在致英国驻沪总领事巴顿的私信中，详细说明了外交团决议的理由，他说外交团认为全国各地已经受到上海事件的影响，必须立即设法解决，以便为谈判更广泛的有关争端开辟道路。鉴于中国的紧急局势，白拉瑞力劝工部局切勿恼火或提出辞职，为了外国在华权益，工部局还得很好合作，把外交团批评中所提的责任担负起来。(34)
    领事团对公使团的再三劝告充耳不闻，与此同时，巴顿和伦敦取得联系，请求英国外交部出手干预。7月4日，工部局非正式地得知了外交团的决定，工部局董事会总董、美国人费信悖(S. Fessenden)当天致函领袖领事，表示“绝对不能同意北京外交团代表所表示的意见”，并逐一反驳了公使团的各项结论，称工部局在一切行政工作中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行使职权的，其成员对所有活动负集体责任，而不是个人责任，而且工部局首先要对上海全体选民负责。至于所建议的撤换警务处总巡，则无法遵照执行。(35)
    此外，工部局还提出，组织一个独立法庭，对事件进行调查。
    上海领事团，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于五卅事件的反应并不令人奇怪，他们在上海这个殖民者的乐园中浸淫多年，将公共租界视为独立王国，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面对租界巡捕肇下的惨祸，领事团和租界当局全然无愧无悔。当白拉瑞出于对中外关系大局的考虑劝工部局接受处分时，工部局总董费信悖居然说，“为了抚慰一部分华人，工部局无疑正在代人受过”。(36)对于工部局一直以来的行为方式，白拉瑞有一番比较贴切的旁观者评论：
    上海当局自己甚至在开枪后还不知道他们的行动会酿成我们眼下所面对的危局。这使我想到一点，尽管它不是动乱的基本原因，但还是值得一提，因为它是助长中外人士之间不信任和敌对气氛的因素之一……中外人士留给我的印象是，一般上海侨民对住在国居民的态度是华人怨恨不断增长的根源。在我看来，许多沪上商人没有注意到正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他们未能察觉并满足中国人日益增长的参与租界政府的愿望，他们顽固坚持正在迅速变得过时的权利和特权，这些都有助于解释各阶层华人这一次表现出来的对外国人的总体态度，尤其是对上海工部局董事会的态度。(37)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就要看英国政府的态度了。
    三、英政府干预导致公使团分裂
    有关公使团与上海方面的意见分歧，英国外交部早有耳闻。五卅事件发生后，英政府总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6月18日，外交大臣张伯伦在国会下院发表了有关中国局势的重要声明：“与其他有关国家一样，我们将保护在华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我们将使中国政府对英国臣民或财产所遭受的一切肆意伤害和损失负责。毫无疑问，不可以软弱，不可以犹豫。”(38)不过，对于如何处理上海工部局，张伯伦的态度前后大不相同。从白拉瑞的有关电报中可以看到，张伯伦最初曾试图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工部局接受公使团的建议，白拉瑞之前与公使团站在同一立场显然有张伯伦的训令为依据。当张伯伦表示支持巴顿之后，白拉瑞颇感措手不及，曾急电张伯伦试图劝阻：
    您现在提出的建议就是巴顿先生想要强迫有关公使接受的、但经仔细考虑后予以驳回的建议。我们一致认为，这样一个程序会无限期拖延事件的解决，而且拟议中的委员会不具有合法地位，只能提出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再者，不能期望有中国人参加的委员会会达成一致的决定，而把中国人排除在外只能激起他们敌意的非难。您的设立新的国际调查法庭的建议，自然等同于驳回了有关公使的结论，并否定了他们尽其所能建议行政措施以应付整个政治局面的权威性。我必须提醒您，如果指示我向有关公使建议此一步骤，团结的局面将会立即分崩离析，英王陛下政府自己应付所有问题的要求将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