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唐朝惩隋之弊，调整士族政策，重建政治秩序。唐初统治集团鉴于隋炀帝的教训，采取了恢复关陇集团政治核心地位的措施。因袭前代资荫是关陇集团得以基址不坠的主要原因，而隋炀帝改变了这一政策，导致了关陇集团的分裂。为了将关陇集团重新团结为一个坚强整体，以重建中央政权，唐朝承认前朝资荫，凡有家世背景的公卿子弟也得到任用。（《唐会要》卷三六《氏族》，7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武德年间（618～626年），张行成以隋资授官；贞观元年（626 年）选官时，徐州司户柳雄因谎报仕隋的官阶而遭处罚，（《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2703页；《贞观政要》卷二《纳谏》，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旧唐书》卷七十《戴胄传》，2532页。）可见承认隋朝资荫是唐初选官的普遍原则。这使关陇集团的政治地位较之炀帝时期有所回升。唐政权由此确立了坚实的基石，并在此基础上平灭群雄，统一全国，既而建立稳定而强大的帝国。
    唐初中央政权的士族政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尤以唐太宗的《氏族志》讨论最多。笔者认为，唐太宗修定《氏族志》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排定士族的谱系，更为重要的是欲藉此消解各地域集团间的政治冲突，在充分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重新构筑统一和谐的政治秩序。关陇集团一贯毫不妥协地实行非门阀化政策，对于山东士族的婚宦标准概不承认；山东士族也不接受关陇集团非正统的八柱国家的世阀体系，而是标榜前辈的高官显爵、儒素德业和婚姻关系。这表面上是社会问题，但因为关系到政治利益，所以不同的传统往往演化成激烈的政治冲突，成为中古政治史的焦点。唐太宗从门阀问题入手解决中央政权与地域集团的政治冲突，实现统一，是十分高明的。如所周知，唐朝政权不再由关陇集团独占，有鉴于此，太宗为《氏族志》确立了“崇重今朝冠冕”的原则。（《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2443～2444页。）池田温先生指出，《氏族志》是以官僚体制下的政治标准代替门阀体制下的社会标准来划分士族等级，它兼有门阀制和官僚制两个侧面，而后者占有优势。（池田温前引文。）这一原则既不同于旧士族的婚宦标准，也不同于关陇集团的勋贵观念，体现了对政治现实的充分尊重。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以及隋炀帝的摧残，唐初的关陇集团已不可能独自支撑唐朝的大厦，重建稳定和谐的政治秩序还需依靠山东豪杰和士族，这意味着唐政府必须将其纳入统治集团之中，承认其政治地位，共享政治权利。《氏族志》的编纂实际是为各个地域集团排定位次，协调与中央政权间的关系。关陇集团仍居于首位，而其他集团的位次则由其政治实力来决定，以其代表人物的官品高低为标志，由《氏族志》确立的政治秩序获得了最为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编订《氏族志》固然是以政治权力干涉士族事务，但又是以排定士族谱系的方式调整政治秩序，本身就体现了唐朝政府对士族传统的充分尊重，对门阀观念的让步。《氏族志》很大程度上承认了延续已久的旧士族传统，将士族婚宦关系中所蕴藏的政治、军事潜力转化为维护唐朝稳定和统一的积极力量。此时的旧士族已经进入了衰落期，尤其是经历了周隋政权打击之后更加难以重振雄风，他们乐于循和平的道路进入统治集团，以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氏族志》正是双方的契合点。同时，唐初旧士族也开始承认关陇勋贵地位的提升，这表明他们与关陇集团的政治冲突已逐渐消解。《旧唐书·褚亮附李守素传》云：
    李守素者，赵州人，代为山东名族。尤工谱学，自晋宋已降，四海士流及勋贵，华戎阀阅，莫不详究，当时号为“行谱”。尝与虞世南共谈人物，言江左、山东，世南犹相酬对；及言北地诸侯，次第如流，显其世业，皆有援证，世南但抚掌而笑，不复能答，叹曰：“行谱定可畏。”（《旧唐书》卷七二《褚亮附李守素传》，2584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守素的士族谱系包括了历来为旧士族所不齿的代北、关陇勋贵，是新谱学的内容，虞世南虽然不谙此学，但也加以肯定，这说明关陇集团的政治、社会地位得到了各地士族的普遍尊重。新谱学的兴起与《氏族志》的修订大致同时，是对《氏族志》的正面回应。唐太宗将《氏族志》颁布天下，是以法律形式肯定新的政治秩序，意义重大。与《氏族志》相左的士族谱系，都有破坏新朝政治秩序的嫌疑，唐朝对此严加禁止。《大唐新语·著述》略云：
    代有释昙刚制《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假冒者悉不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左散骑常侍柳冲亦明士族，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咸云自隋朝以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见害于时，特匿其名氏耳。（《大唐新语》卷九《著述》，134页，中华书局，1984。）
    所谓昙刚的士族谱系仍然坚持旧谱学的传统，否认士族范围的扩大和地位的升降，不承认唐朝的士族谱系和政治秩序，当然难逃惩处，为此作者不得不托名方外之士。《氏族志》颁布之后，某些山东士族仍然标榜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婚姻关系，唐朝政府发布《整饬风俗诏》、《禁婚诏》，也有防范旧士族联合，维护《氏族志》所确立的政治秩序的含义。
    唐太宗的士族政策收到了以退为进的效果：将关陇集团为首、各地域集团共同合作的政治秩序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消解了可能危及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冲突，安全地度过了瓶颈期，走上了坦途。《氏族志》的颁布是唐初政治统一大业完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士族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地方权力集团，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始终是复杂的，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士族中央化、官僚体制的建立、全国的政治统一以及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建立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成为中古政治史上最难解答的难题。经历了周、隋的一番波折之后，唐政权终于作出较为完满的解答，士族中央化的进程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初唐的士族谱系与科举制、选官制共同构成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它缓解了中央政权和地方权力集团间的紧张关系，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又提高了官僚体系的效能，使唐朝得以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