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自收国元年（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伊始，迄至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正月。前后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其间廉洁勤政之循官良吏代不乏人，颇得其后史家的赞誉。对该问题的探求，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与研究金朝政治的成败得失与理乱兴废，故笔者不揣冒昧，愿陈管见，以就教于同好。
    一、金朝倡廉惩贪的措施
    金朝统治者通过对以往历代皇朝统治的荣辱沉浮、盛衰隆替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与认真汲取，切实地感到政府官吏的廉贪清浊与否，不仅事关吏治的理乱兴废，而且维系着国家的休戚安危，乃至生死存亡。亦即“功废于贪，行成于廉”，“治国莫过于倡廉惩贪”。因此，金朝统治者在完成举辽灭宋战争之后，即以全力抓倡廉惩贪。其具体措施为：
    （一）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为消隐患于未萌，防止政府官吏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危害国家利益，金朝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倡廉法规。主要有：
    1.杜绝贪官污吏仕进之途。明文规定：“诸曾犯公私罪追官、私罪解任及犯赃、廉访不好，并体察不堪临民，谓之犯选格”，只要犯选格，“则虽遇恩而不得与”（《金史·选举志三》）。
    2.禁止政府官吏趋走权门，贿赂请托，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升迁。“世宗大定元年，又制，求仕官毋人权门，违者追一官，有所馈献而受之者，奏之。”（《金史·选举志四》）避免结党营私。
    3.实行“移转法”。“泰和四年，签河东按察司事张行简言：‘自罢移转法后，吏势浸重，恣为豪夺，民不敢言。今又无朝差都目，止令上名吏人兼管经历六案文字，与同类分受贿赂。吏目通历三十年始得出职，常在本处侵渔，不便。’遂定制，依旧三十月移转，年满出职，以杜州府把握之弊。”（《金史·选举志三》）
    4.禁止政府官吏从事与本职权范围有关的任何营利事业。“明昌三年，遂定制，有冶之地，委谋克县令籍数，召募射买。禁权贵、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与。如旧场之例。”（《金史·食货志五》）贞祐三年，“又禁随朝职官敛民碾磑以自营利”（《金史·宣宗本纪上》）。
    金朝统治者颁布一系列倡廉法规的目的，就在于以此作为行为规范对政府官吏予以约束、限制，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杜绝政府官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机会与条件，以收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之效。
    （二）激浊扬清，奖廉惩贪
    政府官吏的廉贪清浊、奢俭勤惰、公私邪正与否，同他们名誉的荣辱毁誉、仕途的升降浮沉、奖赏的有无多寡与待遇的优劣厚薄有机结合起来，藉此调动政府官吏克己奉公，廉正清勤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具体措施为：
    1.颁行“四善十七最”考课法
    为了十分恰当地对政府官吏的素质、政绩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作为奖惩黜陟的依据，以收激浊扬清之效。金朝统治者参照唐朝考课制度制订并颁行了“四善十七最”考课法，以考核政府各级官吏。其具体内容为：“四善之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之一曰礼乐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二曰赋役均平，田野加辟，为牧民之最。三曰决断不滞，与夺当理，为判事之最。四曰钤束吏卒，奸盗不滋，为严明之最。五曰案簿分明，评拟均当，为检校之最。以上皆谓县令、丞簿、警巡使副、录事、司侯、判官也。六曰详断合宜，咨执当理，为幕职之最。七曰盗贼消弥，使人安静，为巡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纳，物无损失，为仓库之最。九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十曰检察有方，行旅无滞，为关津之最。十一曰堤防坚固，备御无虞，为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纳明敏，数无滥失，为监督之最。十三曰谨察禁囚，轻重无怨，为狱官之最。十四曰物价得实，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谓市令也。十五曰戎器完肃，捍守有方，为边防之最，谓正副部队将、镇防官也。十六曰议狱得情，处断公平，为法官之最。十七曰差役均平，盗贼止息，为军职之最，谓都军、军辖也。”（《金史·百官志一》）从上述不难看出，金朝考课法有二层含义：一是对“人”的评价，即考核政府官吏的个人素质如何，它包括品行的臧否、能力的高下、工作态度的勤惰等。“四善”是对“人”的评价，它突出了为政清廉的主题。一是对“事”的评价，即考核政府官吏在任职期间的政绩如何，它包括考勤、工作能否胜任与有无特殊贡献等。“十七最”则是对“事”的评价，亦即对政绩的考核，是“四善”的重要补充。通过考核不仅为政府对官吏进行奖惩黜陟提供了较客观公正的依据，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官吏廉洁自律，积极进取的自觉性。考核之后，则据考核结果对官吏行奖罚升降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