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实行不定期的廉察制度
    廉察始于金天眷初年，通常由中央派大臣分行郡县，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以官吏的个人品行，亦即清浊廉贪为主要内容。事毕则将廉察结果呈报中央，中央则据廉察结果对官吏进行赏罚黜陟。“天眷三年，温都思忠廉问诸路，得廉吏杜遵晦以下百二十四人，各进一阶，贪吏张轸以下二十一人皆罢之。”（《金史·熙宗本纪》）金朝统治者实行廉察之制的目的就在于以其作为考课法的重要补充，加大倡廉惩贪的力度。
    3.大张旗鼓地宣传与表彰廉洁奉公的能官贤吏，以励其余；对贪官污吏亦彻底曝光，以丑其行。明昌四年十一月，“诏诸职官以赃污不职被罪，以廉能获升者，令随路、京、府、州、县列其姓名，揭之公署，以示劝惩”（《金史·章宗本纪二》）。
    4.将官吏的清浊廉贪、称职干练与否，作为决定其黜陟升降的主要依据。大定二年十一月，“（诏右丞相仆散忠义）第职官，廉能、污滥、不职各为三等而黜陟之”（《金史·世宗本纪上》）。甚至可以破格提拔使用。如榆次县令杨伯元即以廉能超授同知河东北路转运事。此外，为了防止倡廉流于平泛，金朝统治者要求官吏在为政清廉的前提下，要卓有成效地做好本职工作。“明昌三年，以所廉察则有清廉之声，而政绩则平常者，敕命不降注。”（《金史·选举志二》）要求将清廉之美誉同出色之政绩紧密结合起来，以求名实相符。
    从上述不难看出，金朝统治者的良苦用心，就在于通过激浊扬清、奖廉惩贪，使清廉刚正者再接再厉、自强不息，赃污贪墨者改过自新、迁恶向善，以收事半功倍，一举数得之效。
    （三）严惩重罚，以儆效尤
    为及时洞察一些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惩犯罪于已成，并加大对那些有恃无恐、屡教不改之徒的打击力度，金朝统治者采取了如下措施。其具体做法为：
    1.罗织法网，强化监督
    为达到上述目的，金朝历代统治者悉致力于监察网络的建设与完善。在金朝监察网络分为察官与言官两大系统，前者在中央有御史台，在地方先后有提刑司、按察司、行司农司等。后者由谏院与审官院组成。此外，还有一些临时差遣的“明察暗访”的密使。金朝官吏的举止动静悉在这庞大而严密的监督网络的监督之下。如“程震得陈留，治为河南第一，召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荆王为宰相，家僮辈席势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危难，顾乃专恃权势，蔑视典礼，开纳货贿，进退官吏。纵令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于是上责荆王，出内府银以偿物值，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金史·程震传》）
    2.惩前毖后，痛下杀手
    在这项措施中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行政处罚，主要有降授、解职、免职和除名等处罚。其中以除名最重，被除名者不仅罢其世袭，而且连日常起居行止亦受到严格限制。此外，还要受到体罚，即被施以杖刑。如“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守能以赃罪，杖二百，除名”（《金史·世宗本纪下》）。一是法律制裁，主要有拘捕候审、徒刑和死刑等制裁，其中以死刑最重。此举是金朝统治者欲通过强化监督，严惩重罚，以使贪官污吏受到应有的惩罚，免生侥幸之心，同时也更是为了惩前毖后，以儆效尤。
    二、金朝倡廉惩贪的作用
    由于金朝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与执法人员的尽职尽责，绝大多数政府官吏的廉洁自律，以及倡廉惩贪措施的适宜得当和贯彻实施，致使倡廉惩贪颇见成效，对金朝政权的巩固、建设与发展悉曾起过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为：
    （一）肃正纲纪，澄清吏治
    仅据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粗略统计，在有金一代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金朝政府各级官吏有134人次先后因贪赃枉法、监守自盗、索贿受贿、中饱私囊、趋走权门、结党营私、以权谋私、巧取豪夺、威福地方、渔肉乡里、赌博妓、品行不端等，而受到应有的降级削官、解职、免职和除名等行政处罚，以及杖刑、拘捕候审、徒刑和死刑等法律制裁。这些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倡廉肃贪、扶正祛邪的积极作用。此举非但在一定范围内、在一段时间里，净化与纯洁了金朝官吏队伍，延缓了其腐败的速度，有助于封建纲纪得以肃正，而且亦有力地保障了国家职能的正常行使。还有对上述各类不法官吏的有力制裁与无情镇压，着实起到了惩前毖后，以儆效尤的威慑作用，不仅使贪官污吏难逃法网，免生侥幸之心。史载：“安化军节度使徒单子温，平章政事合喜之侄也，赃滥不法，（御史大夫李）石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宰执或问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为天下奸污未尽诛也！’闻者悚然。”（《金史·李石传》）不久，徒单子温以此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