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与此相适应，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这就是，近代西方进化论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由传入到播开，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成为这个时期哲学思潮的主流。
    进化论作为一种进步的、比较系统的学说，是通过严复翻译和介绍《天演论》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乃至再后来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思想家们都曾积极地宣传过进化论学说。进化论学说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既巨大又深远。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的近三十年时间里，进化论思想在取得了普遍性的指导地位，成为近代中国许许多多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志士仁人观察世界、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进化论产生后不久，在西方便用来为殖民主义诸列强瓜分弱小民族作论证，从而形成了一股宣传侵略扩张、鼓吹民族压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而在中国却用作为革命找根据，成为反对外国侵略、唤起民族觉醒、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武器，在哲学上成了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介。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对进化论思想的改造过程中，章太炎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章太炎接受、改造和宣传、运用进化论思想，经历了三个阶级，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自然进化论
    章太炎在接受进化论学说之初，便用进化论来观察自然界和社会现象。在自然观上，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进化不已的，有机物是从无机物变来的，人是从低等生物变来的。他说：“赭石赤铜箸乎山，莙藻浮乎江湖，鱼浮乎薮泽、猓然、玃、狙攀援乎大陵之麓，求明昭苏而渐为生人。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訄书·原人》）又说：“上古之颠木，迹层之枯鱼，皆吾郊宗石室，惟其求明趋化，以有吾侪之今日。”（《儒术真论》）进而，他在《菌说》一文中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具体地论述了各种元素和合而成空气金铁、空气金铁转化为草木、草木变成蜃蛤水母、蜃蛤水母变成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再由鱼变成鸟兽和猿猴、最后变成人的物种起源和进化的历史过程。
    至于整个世界进化不已的动因，章太炎认为是“欲恶去就”。他说：“各原质皆有欲恶去就欲就为爱力、吸力，恶去为离心力、驱力，有此故诸原质不能不散为各体，而散后又不能不相和合。”（《菌说》）这是说，各原质（原子、元素）之间都存在着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它们的分离和结合形成了事物的不同种类。然而，“有种类，则又有其欲恶去就，而相易相生相摩，渐化为异物。……则于是有蜃、哈、水母。彼又求明，则递为甲节，为脊骨，复自鱼以至鸟兽而为猿、狙、猩、狒，以至为人。”（同上）
    章太炎还着重宣传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思想。他在《訄书·族制》中明确指出：“夫自然之淘汰，与人为之淘汰，优者必胜，而劣者必败。”他更在专门论述进化论的《訄书·原变》篇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自然环境与生活条件的变化，会引起生物形体、习性和功能的改变。经过生存竞争，适应环境的生物得到保存和发展，不适应环境的生物则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是生物之所以进化的原因。
    从以上的自然观出发，章太炎批判了上帝创世说。他说：“今天庶物莫不起于细胞。……凡细胞诸种，皆自原形质成立。原形质似卵蛋白，赫胥黎氏称之曰生命之本原。……是即生物之所以灵运，然非有神宰畀之矣。”“故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菌说》）他还运用形式逻辑论证上帝创世说的荒谬，说：“若万物必有作者，则作者亦更有作者，推而极之至于无穷，然则神造万物，亦被造于他。此因明所谓犯无穷过者，以此断之，则无神可知已。”（《无神论》）章太炎的结论性意见是：“夫非有上帝之造也，而物则自造之。”（《菌说》）这是对上帝创世说的有力批判。
    章太炎在用进化论说明人类社会现象时，非常强调发挥主观精神力量。他把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说加以运用和发展，认为人之所以能够战胜动物，主要是靠智力。他说，人的智力经常使用就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相反，“人之怠用其智力者，萎废而为豦蜼，人迫之使入于幽谷，夭阏天明，令其官骸不得用其智力者，亦萎废而为豦蜼。”（《訄书·原变》）正因为如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有不同于动物的特点。人类在生存竞争中使用的手段是工具和武器。他说：“人之相竞也，以器。”（《訄书·原变》）为此，他很重视生产工具在人类进化史上的作用。他把生产工具的改进，看作是衡量人类进化程度、划分不同进化时期的标志，说：“石也，铜也，铁也，则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同上）这种见解虽还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提并论，却确已包含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
    章太炎在论述人类进化时，还十分强调“合群”的重要性。他认为，凡生物都是离群者灭，合群者存。他举例说，古代的金马、碧鸡等动物由于不懂得“合群”而遭灭亡，今天只能看到它们的化石，蜜蜂则由于“能群”，所以“虽细不败。”（《菌说》）而人类生存是强者存弱者亡，弱小者要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就更需要采用“合群”措施。他说：“天无威庆而人有报施，一人则成亏前定，而合群则得丧在我。”（同上）这表明章太炎高度重视人群的力量。在此基础上，章太炎提出了合群明分论，并把它作为自强保种的根本大计。他说：“彼人之自保则奈何？曰：合群明分而已矣。苟能此，则无不自主。譬之蜜蜂，虽细不败。苟不能此，则无不受侮。譬之狮子，为罗马所杀者，四月至万一千头，虽大而亦绝矣。”“是故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他族之侮；涣志离德，则帅天下而路。”（同上）由此可见，章太炎宣传进化论，也还具有保种御侮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