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个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他宣传进化论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借助“民兽之辨”、“夷夏之别”，论证汉族是和欧美白种人一样的优秀民族，完全有资格统治中国，而不应受异族的统治。他说：“化有早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訄书·原人》）他认为，在亚洲，只有汉族与日本民族，才是“礼义冠带之族。”他们和欧美白种人一样，都是“德慧术知”的贵种。而其他民族则是“狼鹿”之类，只可“谓之戎狄”。“其化皆晚，其性皆犷，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也。”（同上）为此，章太炎号召汉族人民起来，积极投入到推翻满清政府、恢复汉族统治的斗争中去。说：“由是观之，兴复旧物，虽耕夫红女，将与有责焉。异国之不忍，安忍异种！异教之不偶俱，奚偶俱无教之狼鹿！”（同上）章太炎这些言论虽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但在当时确又起了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进步作用的。
    诚然，章太炎这一阶段的进化论思想，大体上仍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他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强调变法要循序渐进，依次而行，说：“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事势之决塞，必有先后，皆出于几。……今也骏特俶觉之士，丁时未至，盱衡厉色，悍然而为之，志固不遂，且危其身矣。”（《变法箴言》）当然，这除了章太炎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外，也和达尔文进化论原先就有的否定“激变”，宣扬“自然界没有飞跃”的缺陷有关。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章太炎在用进化论解释自然现象和人类自然发展史的时候，把物种的起源和进化看作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认为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基础，从而否定天命论、神创说。这毫无疑问是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的。但是，当他运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时，他的思想便开始陷入庸俗进化论和历史唯心主义，并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这从理论上讲是错误的。然而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从政治上来讲，又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一面，对于启发人民的觉悟、激励人民的革命热情，产生了比较良好的影响。所以，这一阶段，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从总体上说，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积极意义，对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推波助澜、扩大影响，使之深入人心的作用。
    二、革命进化论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次年9月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极大地震动和教育了章太炎，使他的“容帝”幻想彻底破灭，而反清排满意志则愈益坚定。他在这一阶段所写的《解辫发说》的文章和所作的“断发易服”的行动，标志着他正式与改良主义决裂，从此踏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章太炎一旦从改良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精神便大大为之一振。他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犹如钱江大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康、梁的保皇言论猛烈冲击。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正亡命日本，反对革命，坚持改良，组织保皇党，鼓吹光绪皇帝复辟。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清议报》上，就撰写了不少文章，散布大量保皇言论，以此蛊惑人心。章太炎看了后，非常愤慨，便在1901年3月10日出版的《国民报》第4期上发表《正仇满论》，对梁启超的保皇谬论逐条予以驳斥；并且尖锐地指出：“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建立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章太炎的《正仇满论》，打响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批驳改良派保皇政治主张的第一枪。接着完成的《訄书》（修订本）则是系统论述他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深入批判康、梁保皇言论的理论专著。
    初版《訄书》是章太炎早期的一本重要著作。它是章太炎于1899年初避居台湾时把他过去发表的和新撰写的政治学术论著辑订而成，并于当年冬天付梓，次年上半年出版发行，其主要倾向是改良主义的。初版《訄书》问世不久，章太炎就已感到，这部著作的许多观点，已经落后于自己思想的进展。为此，在1902年五六月间，他从日本回国后，即用半年多时间对这部面世不久的著作进行了增删和修改，删去了有改良主义倾向的14篇文章，又增添了充满反清革命内容的27篇文章，对保留的各篇则作了篇幅不一的重要修改。这样，修订后的《訄书》成了一部集中反映他思想上新飞跃的论著，其最大特点和给人印象最深之处是，章太炎在书中大量引述芬兰威斯特马科的《婚姻进化论》和日本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等进化论著；并且以《订孔》等篇章为代表，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孔子和儒学作了比较切合实际和击中要害的批判。这在推动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进一步肃清康、梁保皇言论，从而真正建立起中国近代民族文化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总之，《訄书》（修订本）是一部系统地阐明章太炎的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以及他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观点的综合性著作，也是集中论述他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与革命政策的专门著作。这些无疑都为他在此后提出革命进化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它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一部著作。
    章太炎的最光辉的论文和他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最重要的文献，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的革命进化论也主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派同保皇派的冲突开始激化。针对康有为1902年写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所宣扬的鼓吹立宪、反对革命的保皇论调，为了从理论上对保皇派思想进行一次更加彻底的清算，并详细阐述走革命之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1903年的五、六月间，章太炎满怀激情地撰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首先论述进行以反对满清政府为直接目标的民族革命的必要性。然后又分别驳斥了康有为关于中国不可革命、没有能力革命等一类论调。其中，以下数条批驳，尤为淋漓尽致，读来颇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