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说：“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康妄图以此反对革命，主张立宪。对此，章太炎认为以是否“流血成河，死人如麻”来谈论革命和立宪是荒谬的。他指出，中外各国的历史充分证明，要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政府统治，即使实行君主立宪，流血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英、奥、德、意、日等国，都是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他们无一不是“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从而说明，以“避免革命之惨”为借口来反对革命，主张立宪是徒劳的。
    康有为又说：“中国人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以此断言，中国人没有能力革命。对这一谬论，章太炎以李自成、义和团等革命斗争发展的历史事实有力地论证了革命实践本身，就是提高政治觉悟、树立革命观念、开发人民智慧、挖掘人们潜才的有最有效的手段、方法和途径。他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之时，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人心进化，孟晋（猛进）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同上）因此，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预言也。”（同上）在文中，章太炎还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告之世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同上）这就彻底驳斥了康有为以“中国人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为由不准中国人民革命的言论。
    康有为为进一步论证他的立宪主张，还捡起中国传统的天命论，说光绪皇帝“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征。”（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便为自己的立宪主张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对此，章太炎在痛斥了康有为所宣扬的天命论的种种无稽之谈后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尤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依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又说：“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同上）他认为，革命既“恃万姓之合意”又不乏“一人之才略”，因此必定能成功。
    总之，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在把康有为那套谬论驳得体无完肤的同时，有力地论证了革命合乎进化公理、顺乎历史潮流，是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最佳法宝，是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只有实行资产阶级暴力革命，才能明公理、去旧俗、开民智、增才干，并由此改造中国、救亡图存，使之走上独立自主、繁荣昌盛之路。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与此同时写成发表的邹容的《革命军》，就像投枪和匕首，直刺敌人的心脏，给了清朝反动政府以致命的一击。不仅如此，即使从思想发展史和学术上来说，章太炎以上的革命进化论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很高的价值。这主要是，他的包含着革命观念的进化论，是他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所作的首次具有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的根本改造。这就在哲学上把进化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也正是由于章太炎开创了积极改造达尔文进化论的先河，才使后来者从中受到很大的启迪，进而把“骤变”、“飞跃”（孙中山），继而又把“民众”（李大钊），最后还把“科学”、“民主”（陈独秀）融入进化论，从而完成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根本改造，创造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所特有的进化论哲学体系，以此作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而这种革命进化论也就成了由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向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过渡的中间环节。
    三、俱分进化论
    章太炎于1906年到达日本以后，更多地看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在此背景和基础上，章太炎提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俱分进化论。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集中体现在他出狱东渡日本后发表的第一篇哲学专论--《俱分进化论》一文中。该文刊登于1906年9月5日出版的《民报》第7号上。此后，章太炎又在1907年的《五无论》、1908年的《四惑论》和1910年的《国故论衡》等论著中继续阐发他的俱分进化论。
    所谓俱分进化论，说的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在道德方面是善与恶同时并进，在生活方面是苦与乐的同时并进的理论。章太炎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俱分进化论》）在这里，他虽然认为善与恶、苦与乐双方同时并进，但还承认智识是单独进化的。然而，到了1910年，他在《国故论衡·辩性下》一文中，却又把“文教之国”与“蠕生之岛”相比较。首先，他认为，文明人具有理性认识，而蠕生者（未开化之人）则只有感性认识。“然诸有文教者，则执名以起愚，彼蠕生者犹舍是。”为此，“文教国固多智，以其智起愚，又愚于蠕生之人。”接着，他分别从神教、学术、法论（国家制度）、位号、礼俗、书契等六方面论证文明人比蠕生者愚蠢。最后，他得出结论说：“由是言之，见与痴固相依，其见愈长，故其痴亦愈长。而自以为智者，诚终身不灵哉！”从而认为，智与愚也一样是双方同时并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