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统治者这种言行不一，姑息迁就，养痈遗患的作法，非但使金朝倡廉惩贪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打了许多折扣，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各种贪官污吏开幸生之路，使之得以长期逍遥法外，不思悔改，甚至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继续贪赃枉法，可谓后患无穷。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做法亦极大地挫伤了倡廉惩贪中执法官员的积极性，使其不敢放开手脚，毫无顾忌地全力以赴同各种贪官污吏做坚决彻底的斗争。相反，一些执法官员在这种风气耳濡目染的熏陶下，也变得乖巧起来，在打击各种贪官污吏时，不敢硬碰硬、排除各种干扰去捅马蜂窝，而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即“专拍苍蝇，不打老虎”。这从金朝统治者接二连三地对执法官员失职、渎职等执法不力的斥责中也可窥一斑。诸如海陵王曾训斥御史大夫赵资福：“尔等多徇私情，未闻有所弹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当举劾无惮权贵。”（《金史·海陵本纪》）再若监察御史梁襄，坐失察宗室奕事，罚俸一月，世宗责之曰：“监察人君耳目，风闻弹事可也。至朕亲发其事，何以监察？”（《金史·梁襄传》）对此，金朝统治者深感困惑与头痛，一再处罚倡廉惩贪中失职、渎职的执法官员。史载：宗室文“至大名，多取猛安谋克良马，或以驽马易之，买民物与价不尽其值。寻常占役弓手四十余人，诡纳税草十六万束。公用阙，取民钱一万九千贯。坐是夺爵，降德州防御使，僚佐皆坐不矫正解职。监察御史董师中按文事失纠察，已失尚书省都事，降沁南军节度副使”（《金史·完颜宗望附传》）。泰和五年二月，金章宗“谕按察司，近制以镇静而知大体为称职，苟细而暗于大体为不称职。由是各路按察以因循为事，莫思举劾，郡县以贪黩相尚，莫思畏戢”（《金史·章宗本纪四》）。这说明金朝倡廉惩贪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人为造成的“死角”或“空白点”，从而不仅给贪官污吏等邪恶之徒以可乘之机，继续铤而走险，而且也使其倡廉惩贪无法始终如一，高质量高效率地运作，并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生杀予夺，使性任情
    虽然金朝统治者再三表白：要一视同仁，依法办事，“朕于赏罚，毫发无所假借。果公廉办治，虽素所不喜必加升擢，若抵冒公法，虽至亲不少恕”（《金史·世宗本纪上》）。但是，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就是金科玉律，完全可以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执法时，往往随个人的主观意志与一时的喜怒好恶而定，根本谈不上有法必依、违法必纠、以及执法必严，金朝统治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史载：武宁节度使高彪“颇黩货，尝坐赃，海陵以其勋旧，杖而释之”（《金史·高彪传》）。而对阿鲁补则又表现出有法必依，严惩不贷的姿态，前后判若两人。这是因为：“阿鲁补在汴时，尝取官舍材木，构私第于恩州，至是事觉，法当‘议勋’、‘议亲’。海陵尝在军中，恶阿鲁补，诏曰：‘若论勋劳，更有过于此者。况官一品，足以酬之。国家立法，贵贱一也，岂以亲贵而有异也。’遂论死。”（《金史·治诃附传》）这种单凭个人主观意志与一时的喜怒爱憎而定的轻率随意的作法，不仅亵渎了法律的神圣性与庄严性，而且也增加了倡廉惩贪运作过程中执法官员的难度，使其无所适从，令一些倡廉惩贪法规形同虚设。
    （三）沽名钓誉，弄虚作假
    由于金朝倡廉惩贪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人为造成的姑息纵容、养痈遗患、轻率随意与名实难符等弊端，致使其倡廉惩贪之举措破绽漏洞随处可见。一些沽名钓誉、资质鄙恶之徒乘机混水摸鱼、弄虚作假，以邀功请赏，骗取荣誉，谋取升迁。这种作法虽然早已为金朝统治者所洞悉：“大定十九年，时朝廷既取民所誉望之官而升之，后上以随路之民赴都举请者，往往无廉能之实，多为所使而来沽名者，不须举行。”（《金史·选举志曰》）并且一再处罚因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而骗取地位的不法之徒。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现象非但没有减少杜绝，相反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以至“余见河南为令者，有夜盖纸被，朝服弊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辈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闻上位，媚细（人）民。然其听断，抚养之道殊不在是”（《归潜志》卷七）。由于这种沽名钓誉、弄虚作假的丑恶行径所造成的善恶难分、清浊莫辨，非但严重地挫伤了一贯为政清廉、克己奉公之能官贤吏再接再厉、自强不息的积极性，而且亦令一些欺世盗名，贪赃枉法之徒如法炮制，竞相仿效。致使金朝倡廉惩贪无形中打了好大的折扣，难以一如既往、毫不走样地运作下去，达到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