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廉官贤吏，迭出不穷
    由于金朝统治者通过激浊扬清，奖廉惩贪等措施的实行，将金朝政府各级官吏的廉贪清浊、奢俭勤惰、公私邪正与否，同他们名誉的荣辱毁誉、仕途的升降浮沉、奖赏的有无多寡与待遇的优劣厚薄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充分地调动了政府官吏克己奉公、为政清廉的自觉性与积极性，而且颇见成效，至金世宗、章宗两朝，廉官贤吏迭出不穷，蔚为壮观，颇得时人和其后史家称道。当时人李英曾说：“大定间，数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当时号为得人。”（《金史·李英传》）对此，《金史》作者曰：“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雕之余，休养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间，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金百余年吏治始终可考，于是作《循吏传》。”（《金史·循吏传序》）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在有金一代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大抵有210人次的为政清廉、克己奉公的能官循吏先后受到金朝政府各种形式的表彰与褒奖，极一时之盛。史载：同知河东南路转运使事刘徽柔“以廉第一，改知平定军，入为大理少卿”（《金史·刘徽柔传》）。国子博士马百禄“朝廷以（其）宰县日清白有治迹，特迁官一阶，升同知北京路转运事。……明昌初，以提刑司复举廉，升孟州防御使，再迁南京路提刑使”（《金史·马百禄传》）。武胜军节度使李三锡“察廉第一，迁三阶”（《金史·李三锡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能官贤吏的供职莅民，无疑给金朝政权的统治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其统治机能大为增强。同时，这些廉官能吏的不断涌现，非但使政府各级官吏的素质有极大的提高，增强了其自身对腐败侵蚀的免疫力，而且也有助于提高金朝政权统治的质量与效率。此外，这对在整个金朝各级官吏中形成以为政清廉为荣，以贪赃枉法为耻，进而使廉洁奉公者再接再厉、自强不息；赃污贪墨者改过自新、迁恶向善的良好的风气与氛围亦大有裨补。
    （三）融洽吏民关系，缓和阶级矛盾
    由于数量可观的廉洁自律、勤政爱民的能官贤吏的供职莅民，不仅使金朝政权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官无虚位，任得其人，而且更有意义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其职权范围内，以他们所具有的能力与才干，脚踏实地为当地人民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或排忧解难、兴移除害，造福于当地；或昭雪冤狱、除暴安良，保一方平安。他们以高尚的品行和出色的政绩，不仅使先前较为紧张、恶劣、势若水火的吏民关系大为改善，趋向缓和乃至融洽，而且以他们的“惠政”、“美政”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地人民的敌意与隔阂，并赢得了信任与爱戴。以至“所居民安，所去见思，立祠刻石，称颂不绝”，一时传为佳话与美谈。史载：潞州涉县令李平父“县乏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涧泉以供饮，虽浣濯之余，不敢遗弃，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视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将引致之。先以便宜白于州，然后籍丁为渠，民乐于赴功，不两旬而成。近郭数千家，坐获膏润之利，乡大夫洎其父老，相与立石，用诧于他邦”（《金文最·寄庵先生墓碑》）。同知嵩州军州事兼阳翟令刘汝翼“（阳翟）县户籍余三万，豪猾所聚。令丞少不自检，为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车，差次贫富，一一籍记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敛，均赋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见，欲相诬染，公发其奸，并以所贿者晓于众。至于宗室大家，声势焰焰，人莫敢与之抗。一为平民所诉，必深治而痛绳之。黠贼褚二养丐者为子，罗富民斗殴，有劝解者，即逡巡而退，乃于隐处以大档击儿，胸背肿青，遂以药杀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计，械褚送狱，褚咆哮不即承。公召尉司宿贼，与褚同系，数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偿丐者命，一县称为神明。考满，换洛阳令。阳翟父老百余人，诣郡堂请留，不听，县中为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焉”（《金文最·太中大夫刘公墓碑》）。这种相对和睦融洽的吏民关系无疑极大地有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金朝政权统治的巩固与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三、金朝倡廉惩贪的反思
    尽管金朝倡廉惩贪之举措在金代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于加强统治机能、肃正纲纪、澄清吏治、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安定、以及保障国家职能的正常行使等方面，悉曾起过较大的作用。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即决不能不顾时代、阶级与制度的局限和制约，而将封建专制君主所实施的倡廉惩贪之作用过分拔高与夸大。因为处在封建社会中的专制君主们不可能将倡廉惩贪常抓不懈、善始善终，并做到根除腐败。这是由于在封建社会中腐败与丑陋均源于封建制度本身，此乃封建制度本身无法克服与解决的矛盾。同时，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无法阻止与避免江山易人，改朝换代的历史“悲剧”不断重演的重要原因所在。所以，笔者深切感到在充分客观评价封建社会中专制君主所实施的倡廉惩贪之作用的同时，也要指出其局限性与不足。因为如此不仅可使我们客观、全面地评价倡廉惩贪的作用，防止简单化与片面性，而且亦有助于我们认识与理解封建制度的本质与特征。勿庸讳言，金朝的倡廉惩贪之举措亦有较大程度的局限性与弊端。这主要表现为：
    （一）姑息纵容，言行不一
    为了巩固统治，维护其正常的统治秩序，乃至家天下的长治久安，金朝统治者有实行倡廉惩贪以期肃正纲纪、澄清吏治，严惩各种贪官污吏的需要。但是，在以家天下统治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当其阶级、集团利益与封建专制君主个人私欲与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在不直接危及与损害其专制统治的前提下，封建专制君主几乎都会首先满足其个人私欲与维护家族利益。所以，当一些皇亲国戚因贪赃枉法、索贿受贿、巧取豪夺、为非作歹、以权谋私等东窗事发，而被监察官员弹劾，将绳之以法之时，金朝统治者通常予以百般回护与开脱，很少制裁。即或故作姿态打几板子给人看，给予些许处分，但很快又会官复原职，甚至高升。虽然金朝统治者一再标榜与表白：“然涉于赃罪，虽朕子弟亦不恕”（《金史·世宗本纪下》），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史载：金朝开国元勋完颜宗翰的孙子完颜斜哥“大定初，除刑部侍郎，充都统，与副统完颜布辉自东京先赴中都，辄署置官吏，私用宫中财物。世宗至中都，事觉，斜哥当死，布辉当除名。诏宽减，斜哥除名，布辉削两阶，解职。”“二年，起为大宗正丞，除祁州刺史。坐赃枉法，当死，诏杖一百五十，除名。……久之，起同知兴中尹，迁唐括部族节度使，历开远、顺义军。”“斜哥前在云内受赃，御史台劾奏，……狱成，法当死。上曰：‘斜哥祖父秦王宗翰有大功，特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久之，复起为劝农副使。”（《金史·完颜宗翰附传》）象这样一个资质鄙恶、屡教不改之徒，之所以三次死罪，不但命得保，最后连官亦不丢，就是因为他贵为皇族这个特殊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