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苏联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对，与原来的法西斯盟国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订了和约，并为它们加入联合国而斗争。在思想理论上，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强调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反对“民族共产主义”和“特殊道路”。1949年，苏联严厉地批评了“贝奈斯模式”和“走自己的道路”的说法，强调“各人民民主国家，决不存在比苏联已经达到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新的道路和其它不同的道路”；在今天的条件下，“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所谓“特殊的道路”、“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提法，是资产阶级宣传舆论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所倡导的（注：《俄罗斯档案文献中的东欧1944-1948年》第1卷，第573-579页。）。 在这种情况下，“波兰道路”的提法受到了批判，其它各种道路的提法也消声匿迹了。与此同时，苏联派了大批的“钦差大臣”到东欧各国，帮助各国共产党击败资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比如派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到波兰当国防部长；派维辛斯基去罗马尼亚警告该国国王：如果不这样，“罗马尼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就可能不复存在了”（注：[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派伏罗希洛夫去匈牙利，逮捕小农党领袖。苏联领导层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力量弱小和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强大的状况十分担忧，派佐林去那里，以红军的现实存在作威胁，逼迫贝奈斯交权，直接酿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二月危机（注：参见Г。П。穆拉施科：《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层--根据俄罗斯最新档案材料》，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8年第3期。）。1947年9月，在欧洲国家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苏联代表在报告中把世界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要求东欧国家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苏联企图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取代战争期间被解散的共产国际，作为新的国际共运的领导中心。
    同时，在民主德国，大概是由于缺乏人才，开始大量利用原纳粹党人，以便加紧对该国进行控制。在党的一个报告中谈到，有25.8%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过去都有纳粹背景。有一个地区，平均每4 个党员中就有1个过去是纳粹分子；而另一个地区，平均每3个党员中就有1 个过去是纳粹分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某些基层组织甚至超过85%的人都有“灰色背景”。特别是在战后初期，民主德国有些工厂和地区的领导基本上都是由过去的纳粹分子所组成的。
    苏联控制东欧最明显、最集中地表现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本来在战争过程中，苏南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南斯拉夫的不满偶有流露，但没有公开扩大。战后苏南矛盾与冲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南保建立邦联的动议；南军准备介入阿尔巴尼亚事件；南支持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等，事先均未同苏联商量和征求苏联的意见。1947年8月，南保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斯大林写信给铁托说，这“是一个错误”，会给西方以口实来干涉希腊和土耳其的内政，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又说，此事事先未同苏联商量，苏联不能为此承担责任（注：Ю。С。格连科：《斯大林-铁托》（ Ю。С。Гиренко，Сталин-Тнто）， 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页。）。南保两国领导人有建立南保联邦的想法。1948年1月， 季米特洛夫对外界谈了关于创立东欧和中南欧联邦的想法。1月下旬，有传闻说西方要从希腊向阿尔巴尼亚发动进攻， 南斯拉夫遂决定向阿南部边境派遣一个师的部队。斯大林对南的做法甚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南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注：Ю。С。格连科：《斯大林-铁托》第335、340 - 341 页。）。1948年2月，苏、南、 保三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谈（铁托没有参加），斯大林以粗暴的口气指责南保领导人没有经苏联的同意就擅自行动，把苏联置于既成事实面前。斯大林严厉批评了建立包括所有东欧国家在内的联邦的思想，指责季米特洛夫“企图震惊世界”（注：Ю。С。格连科：《斯大林-铁托》第335、340-341页。）。奇怪的是， 斯大林又指示立即以南保联邦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宣布阿尔巴尼亚将属于这个联邦。关于希腊问题，斯大林认为希腊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南支持希腊共产党游击队会引起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强烈指责。然而，铁托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建立一个充当“特洛伊木马”的联邦。苏南关系进入了死胡同。苏联一方面对南施加经济压力，拖延签订两国贸易协定；另一方面，批评情报局，批评南斯拉夫在政治上没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农村没有搞土地国有化和阶级斗争，对苏联的军事专家和文职人员态度不友好，狂妄自大，听不进兄弟国家的批评意见。总而言之，批评其没有尊重斯大林的权威地位，没有按苏联模式办事。1948年 6月，情报局重申了苏联的指控，批评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立场”，宣布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并号召南共党员撤换南共领导人。
    在斯大林的总导演下，东欧各国掀起了清除“铁托主义分子”、“右倾民族主义分子”的狂潮，为确立“亲苏派”的领导地位，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东欧各国一大批领导人因此成为牺牲品。
    在经济上，为了与马歇尔计划相对抗，防止东欧国家的离心力，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统称为“莫洛托夫协定”。其实，苏联起初对马歇尔计划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它看到了从美国获得贷款来恢复战后经济的可能性，因而曾经认真地研究过该计划。马歇尔计划出笼之初，苏联在发给自己驻华沙、布拉格、贝尔格莱德的大使的电报中，表示“可以理解友好国家在研究参与该计划经济措施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应的主动性”。但苏联领导层内部也存在着对美国的不信任和戒心。苏驻美大使洛维科夫认为马歇尔计划是为了使欧洲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服从于美国资本并创建反苏集团（注：М。М。拉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М。М。Наринскии，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по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Х），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2期，第12、16页。）。1947年7月，苏联驻东欧各国大使从莫斯科获得指示，要求他们向东欧各国政府声明苏联政府对马歇尔计划的否定立场。苏联“认为马歇尔计划是企图干涉欧洲各国内政，以自己的纲领来压制它们，推销自己的劳动产品，给它们制造困难……使这些国家的经济服从于美国的利益”（注：М。М。拉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2期，第12、16页。）。本来，波、匈、 捷三国对马歇尔计划是有兴趣的，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决定加入该计划。由于苏联的态度，东欧国家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而逐渐把自己的经贸方向从原来的西方转向了苏联。
    总之，1944-1948年间苏联的东欧政策深受其对外战略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据此可以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44年红军进入东欧作战到1945年底，苏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时，也把战争作为推进其社会制度和实行世界革命的一个极好的机遇，利用东欧共产党人，采取“切香肠”的战术进行渗透。西方国家此时无暇也无力对东欧进程施加有力的影响，而苏联手中握有可能获得东欧国家和人民好感的资源，即红军帮助他们打败法西斯德国，这是东欧诸国单靠自身的力量所无法完成的；依靠苏联对付德国可能的复仇，这也是东欧各国所迫切需要的；红军的现实存在，使苏联还充当了东欧各国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协调人。东欧在历史上仇俄、仇苏、仇共的基础上，亲苏、亲美情绪均有所发展。苏联这一时期的东欧政策是对沙皇时期传统政策的某种继承，有争夺势力范围的因素，但不像后来冷战时期那么明显。从1945年底到1947 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之前，西方已有可能对东欧的事态施加影响，而东欧本身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也不能使共产党在政坛上处于执牛耳的地位。人民民主制度既符合东欧的历史传统，又适应东欧的具体国情和现实力量对比，也能为西方国家所接受。斯大林施缓兵之计，以空间换取时间，积蓄力量。东欧当时缺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多党制可以避免内战的说法不无道理。
    随着美国对苏政策的转变，冷战的加剧，苏联愈来愈不重视与西方的联盟，越来越看重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西方在东欧正好缺的就是这一有力手段。斯大林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各方面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修筑东欧篱笆，把东欧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实施阵营对抗战略。情报局的成立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性事件。而此时东欧国家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或发言权很有限，除非仿效铁托的南斯拉夫。苏联尽管也有某种被迫的成分，但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仍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