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之后的第二年即甲寅四年（1854年），曾经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作出一系列重大调整，因为它未涉及领导阶层的变动，与后来的天京事变不同，这里姑称“变政”。
    甲寅四年的“变政”，对当时加强内部和军民团结，稳固太平天国政权基础、挽救当时危急的政治军事形势，都起到重大的作用，是太平天国历史上一大转折。
    一 癸好三年的政策错误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二月在南京定都为天京后，突然颁布了《待百姓条例》，从天京开始，随后又在某些中小城市推行了几项史无前例的政策，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它主要为：
    1.消灭家庭，实行半军事化，男女分别集中的营馆分居制。
    有关这点，当时亲历其事的文化人有许多记载，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大体过程：“于是男子先分馆聚处”，“男馆既立，贼又赶女子出，不准私住……，越日乃分前后左右中五军女馆，每军以一至八，分为八军……，其夫与子寻踪至，虽见而不敢交一言，言则犯天条”，“议立‘牌尾馆’，使残废者守馆，老病使扫街道、拾字纸……”①。
    当时人有一首乐府词《姊妹馆》，十分形象地描绘了消灭家庭时家人分散的情景：“分男行，分女行，女人廿五一室藏。女官狰狞叱私馆，户籍散漫无人管。鸡犬踯躅，女官杀之；儿女惊啼，女官笞之；珠王宝贵，女官携之；米盐凌杂，女官持之。一肩行李重难举，沿街抛弃纷如雨；逢人问路面含羞，今身栖身在何许？回看老屋成灰堆，千辛万苦从兹来。”②一年后即甲寅四年夏，太平天国官方也承认：“……分为男行女行，以杜淫乱之渐……，在尔民人以为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务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③。
    2.没收私人工商业，设立官典衙。
    太平天国《待百姓条例》，除了消灭家庭之外，在经济上则宣布：“天下之田皆天王之田，天下之货皆天王之货”④，“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父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父”⑤。据罗尔纲先生考证：“后来在天京将全城商店和手工业作坊都收归国有，成立百工衙和诸匠营，实行了公有制。”⑥
    3.由独尊拜上帝教而焚除一切中国书籍的文化政策。
    在建都天京不久由天王御准颁布的官书《诏书盖玺颁行论》，25篇文章中都提出凡太平天国印行的书籍即“诏书”上一律要经天王御批并加盖天王金玺，以“昭信实而壮观瞻”。这样一来使未经奏得旨准、未盖金玺的书籍便成禁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诏书盖玺颁行论》书中所收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的那篇文章，明确指出了所要盖玺印行和禁止买卖书的范围和政策：“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书、新遗诏书、真天命诏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⑦这篇文章与所呈录的28部书，均经天王旨准作为“诏书”盖玺颁行。28部书包括西洋基督教《旧约》和《新约》（均改称“遗诏书”）2部，其余是太平天国颁行的典章制度、教材，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言论集即黄再兴所谓的“真天命诏书”共26部，却没有一本中国的经史古籍。所以，天王旨准盖玺的《诏书盖玺颁行论》一颁行，天京立即成了清一色的太平基督世界，焚除“孔孟诸子百家”书的大火轰然而起。这一罕见的焚书运动，使许多原来饱读诗书对太平军未必抱恶感的人，一下子惊破胆、寒了心，成了太平天国的反对者。
    4.大兴土木，铺张浪费。
    定都天京之初，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便已飘飘然，虽然提出了定都天京“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驱使分居在各营馆的男人妇女，并从上游湖北等地招来工匠，为天王及诸王侯赶建王府。并从女馆中为诸王选征美女；从育材馆里挑取少年儿童为王侯丞相们“打扇”“听使”；从上到下讲究排场，规定小至管25人的两司马也可以乘坐四人抬的黑轿；用器则诸王使用金铸的尿壶，“其伪丞相等碗箸亦用金打”⑧。这些铺张行为，招致物资严重浪费和流失。
    由于一连串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丧失了民心，太平天国的大好形势迅速改观。在进入天京以前，各地人民对太平军是“贼至净迎之，官军至皆罢市”⑨，由初入天京时的“严严整整，民心佩服”（李秀成语），不到一年就“嗟怨之声，至今未息”（杨秀清语）。大批居民或随军出征或死或逃亡，仅9个月时间，天京人口数即由破城前的260万降至男3万女11万余人。反映到军事方面，则是北伐军困于河北，西征军遇到劲敌而转攻为守，天京城下围城的清军江南大营虎视耽耽，形势相当危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