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历七月的那次“下凡”，迄今尚无全文记载，只附见于十一月那次“下凡”的全文记录《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天父又命小弟（杨自称）启奏我二兄，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她无惊恐之心。譬如凿池筑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时雨雪寒冻毋用紧挖，如此安慰，使彼宽意乐心，知恩感德，勇于从事，事必有成。前七月间天父下凡，改前诫语，有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二兄上过高天，天情道理自然无所不晓，但这为女官者，本是女流，知识有限，天情道理何能十分晓得？”
    从这段记录看，杨秀清在五月重发安民告示后，原来颁发的错误政策并未得到纠正，根源在上不在下，于是杨秀清才搬出了“天父下凡”的武器，指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不忠”，前提是君以礼待臣才能得臣的忠心。至于十一月“下凡”，则有更详细的记载。
    天历癸好三年十一月的形势，总的说来是不妙的：天京城内钱与粮已感匮乏，内奸张继庚（化名叶知法，潜伏在北王府典舆衙）已经收罗到上自丞相衔陈桂堂等下至兵吏工役数千人，策动开城接应清军入城；城外清军江南和江北两大营业已立足巩固，威胁天京。远征北伐军已在天津受阻处于守势；西征军攻克汉阳、汉口后旋即退出；东线扬州守军粮尽援绝岌岌可危。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杨秀清对天王役使妇女雨雪不停地加紧赶建天王府，忍无可忍，于天历十一月二十日礼拜日，以“下凡”的名义乘舆直入二朝门内金龙殿前，怒声直呼天王的名字：“秀全，尔有过错，尔知吗？”并威胁要杖责洪秀全，在洪秀权承认错误并准备受杖时，才改言：“尔已遵旨，我便不仗尔。”
    这次“下凡”事件，直接导火线是因为在天王府服役的古汀兰、杨长妹和朱九妹二姊妹四个女官受到天王的苛责，要天王洪秀全“主宰天下，凡事皆要从宽，譬如女官在天朝佐理天事者，多是不明天情，每有不合事宜之处，各要悠扬教导，海量宽容，使其心悦诚服，天事方可周理。”要求将这四个与杨家、石家和朱（锡琨）家有关系的女官调出天王府。
    这次“下凡”和接着以臣弟身份与洪秀全两次直率的君臣对话，杨秀清还要求洪秀全对待后妃娘娘，“不可用靴头击踢，……倘此娘娘仍有小过，触怒我主，亦当免其杖责，严加教导，使勿再犯。使得即或忤旨大罪，亦必待其分娩生后乃可治罪也。”
    杨秀清的批评是合理的，有益的，大概态度也是诚恳的，所以赢得洪秀全不绝口的称赞：“兄今日之听清胞所奏，真是言言金玉字字珠玑，诚启朕心沃朕心之良弟良臣也。”“清胞所言，真齐家治国平治天下之药石要论也。”“清胞真是古之所谓骨鲠之臣”等等。
    下面我们看一看杨秀清这一次“下凡”由要求善待女官而引伸出来的君臣上下关系：“至若为君者有不明之处，君则诏臣参议，议定，诏准施行；臣有不明之处，臣则启奏，请训于君，君则降旨施行，如此方合为君为臣之道。”“东王又谕众官曰：‘尔等为官者，凡遇下官有事到案敬禀，或是或非，且随他直禀明白，切不可半途之中，见他有不合之处，即大声骂他，致他心无定见，常多惊恐。即有错处，亦须待他言毕，悠然教导，不然恐他自后即有合理之处，其亦不敢来禀也。”“东王又曰：‘尔等为官，凡尊者不合，尔为卑者要直禀不妨，即如本军师有错，尔等亦要直禀奏也。”这些有关君臣和上下关系的话，对新生的太平天国政权的稳固，当然有着积极意义，应予肯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对话中开始触及到当时最敏感的社会家庭问题：“即如今天朝及弟府之女官理天事者甚苦，且不是功臣、忠臣（烈士）之妻，即是功臣、忠臣之母，或则有稚子，或则有立功之丈夫。彼为臣者，既能舍家而顾国、国尔而忘家、公而忘私，而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一二礼拜日排班轮流而归其家省视，以哺其稚子，以侍其衰姑，或以事其丈夫，使彼亦得尽其先顾国后顾家之谊。”这里证实了天京家庭分离甚至幼儿老人也不得见面的惨剧，为杨秀清明年变政时解散女馆打下伏笔。
    三 甲寅四年变政的内容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胜利伴随着挫折，成功伴随着失误，民心归顺伴随着嗟怨，内部团结伴随着矛盾斗争。十一月二十日那次“天父下凡”成为分裂与团结的分水岭，最后使天王“极为欣慰欢喜”，东王也同众官表示“各各总要真心秉正，同辅朝纲”，即君臣团结的目的。
    但因年关临近，上层的矛盾解决后，下面的问题只能留待来年，即甲寅四年把癸好三年错误的政策一一改正过来。这一有领导有组织的变政当中，先易后难，由杨秀清建议天王批准施行，进展十分顺利。杨秀清提建议的方法，一般问题用启奏方式，重大问题仍利用“天父下凡”形式，尽量减少阻力和震动。以下按照先后次序，将变政内容列述如下：
    1.停止错误的文化政策，正确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过年不久的正月二十七日提出的。
    因为涉及到孔、孟之书，而洪秀全从创立拜上帝教之始即以反孔作号召：“又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24）进入南京后盖玺颁行过“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的焚书令；最主要的是，西王萧朝贵代耶稣基督发言的《天兄下凡》中有一段话：“他（孔丘）从前教导人之书，虽亦有合真道，但错误甚多，到太平时一概焚烧矣！”（25）因此，反孔焚书已成为太平天国铁定的政策。要想改变这一错误的政策，只能借重于权威更高的“天父下凡”。杨秀清于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用“下凡”发话道：“千古英雄不得除，留传全仗笥中书”，又说：“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朽，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26）非常明显，这是针对盖玺颁行的“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焚书令而发，是十分及时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