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错误政策引致内部分歧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原来齐心合力，取得节节胜利，入城后错误政策引出了内部严重分歧。
    关于政策的出台问题，郭毅生先生考证认为：癸好三年初“辉煌的军事胜利与政治上的‘四海归心’，使洪秀全晕眩了”，“他和太平天国几位决策人没有经过反复论证，便贸然颁布了《待百姓条例》……”⑩。这是正确的。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太平军攻克南京前5天即二月十日，太平天国的主要决策人东王杨秀清以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的名义，对南京城乡居民发布的安民告示，明白无误地宣布：“士宜横经（读书），农须负耒，工人居其肆，商贾转其筹。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故土，乐守常业，圣兵不犯秋毫，群黎无庸震慑。”（11）杨秀清的这一命令，在太平军初入南京时得到严格执行，当时人记载说：“贼初入城，犹未敢遽入人家，……数日传锣令百姓贸易如故，不开张将搜杀”（12），这一记载与李秀成的“严严整整”说明相符。但不久，大约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之间，局面突变，杨秀清的告示为《待百姓条例》所代替，发生了消灭家庭、焚书、废除私人工商业的震撼人心的事件。到五月初一日，杨秀清不得不提出已故萧朝贵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安抚四民诰谕》的形式，重新宣布二月初十日安民告示同样的内容说：“士农工商各力其业。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桑梓，乐守常业，圣兵不犯秋毫，群黎勿宜震慑……”（13）。很明显，这是针对消灭家庭、焚书、废除私营工商业的《待百姓条例》，而再版发布的二月初十日安民布告。所以，《待百姓条例》的发布时间，应当是太平军二月中旬进入天京以后和杨秀清五月初一日重发安民布告以前，即天历二月下旬至四月之间，正好这一时间杨秀清暂时离开了天京政坛。
    关于杨秀清这时候的行踪，史料记载，二月下旬杨东征赴镇江（14），三月初生病并“常病将就死”（15）。这时候北王韦昌辉在天京主持军政。
    这里特别提出韦昌辉与取消家庭设立营馆的关系的线索。首先是大权在握：“凌晨牛角鸣乌乌，齐集北府人塞途”（16），这是写北王府成为权力中心的盛况。再看女馆的设立，“女馆者何？贼匪破城之后，令合城男女分别住馆，不准私藏在家，东躲西赶，无处安身。当三月间大雨之时，纵令群贼将南门一带人家妇女赶逐出城，其时跳河投塘者不计其数。贼目又假作仁慈，令其追回，分住女馆。”（17）这里的“贼目”在别的资料中明指为北王：“……近南者逐出南门，近北者逐出神策门。妇女见其势凶恶，刀鞭齐下惧为满妇之续，纷纷投濠，死者无数。北贼闻之，传令勿逐，令归女馆。”（18）
    当时闻名并震动天京的“水营哗变”事件，也与北王韦昌辉的分馆措施有关系：“先是贼破武昌，诱致湖广船数千艘，大约谓天王一到小天堂便要登基，彼时不愿作官者即予回籍。湖广船多有家小，许不分男行女行，比至江宁则不守前约，各与伪官令归营，女眷亦令归馆。”（19）“贼自上游掳船下金陵，诓谓船户，送到不留船，许自返，并不必蓄发，开水手名单将厚赏。及金陵城破，尽数驱之入，其愿附者易船，不愿附者分入诸贼馆为听使。各船所有之物并没于贼。”（20）“癸丑二月伪北王遣其殿前右二承宣张子朋乘船上犯湖北，张子朋性极凶横，因争船只，责打水营多贼，众心齐叛，欲尽开船上驶投诚（清军），抑或各散。”（21）上面两个信息，可以看到天京分馆是在二月，水营的人和城内居民一样分馆，船上私人财产一概充公，因张子朋争船而引起水营哗变。
    韦昌辉的分馆行动，在陆地上受到怨恨和消极抵抗，在水上船夫中间则受到公开的抵制并发生冲突，死亡者不计，并有“船之散去者百余号，皆举火器而投大营矣（清军）”（22）。
    在当时陆地交通受阻的情况下，由水营船只担负的水上运输乃是天京的生命线，水营将士船夫“众心齐叛”，直接关系到刚刚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的安危，因而震动了天京。为了平息这一紧急事件，东王杨秀清采取了极其果断的措施，“秀清得信，立至北府，将韦昌辉杖责数百，张子朋杖责一千，并对唐正才重赐金帛，加封丞相衔，用好言抚慰。水营群贼悉听唐正才指挥，唐正才调停群下始无叛心。”（23）
    杨秀清责罚骄横的韦昌辉和张子朋，为受到责打的水营官兵出气，并赏赐水营领袖唐正才，由唐正才调停劝慰部下平息了叛乱，为天京保住了水上交通线，这本来是英明果决的正确行为，有的学者却认为杨秀清压制韦昌辉，“他屡次凌辱韦昌辉”，如这次水营杖责事件，这是不公正的评价。
    杨秀清处罚过一些进城后居功自傲的高级人物，在水营事件两个多月后，于五月一日重新颁布进城前的安民告示，仍然扭转不了越来越严重的局面，便从根本上向天王洪秀全进言诤谏。通常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天父下凡”，建都天京第一年（癸好三年），现有的正式史料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天历七月，一次是十一月，两次都是对洪秀全作风提出批评，斗争相当紧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