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必然性
    法国近代出现如此众多的危机是由多种社会原因所造成，如经济发展受阻、民众生活困苦、封建专制与旧王朝复辟、政治体制弊端、掌权者治国无能、过激政策和连年战争等，危机可能由于这些原因或个别、或综合起作用而产生。
    经济发展受阻。18世纪法国经济曾获得若干进步，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756-1778年一度出现生产高涨，但是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因遇到重重障碍而停顿。沉重的税收、内部关卡、地区差别和全国统一市场的缺乏皆不利于经济发展。
    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农奴制已经消失，但是“1789年之前，农奴身份尚未完全取消，在某些郡内它还继续以一种缓和的形式存在，如布尔戈尼和弗朗什-孔泰的教会农奴”。“封建权利”以货币、实物和劳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农村生产能力普遍低下，仅仅弗兰德尔与阿尔图瓦等地达到了“集约耕作农业”的水平，并可与英荷两国的农业相比。“18世纪的法国农业和一切欠发达的农业相同，还具有激烈波动的特征，它基本上是一种生存性质的农业。”“十分清楚，在一种以乡村和农业为主的经济中，危机的主要根源自然地存在于农业之中，1784-1789年的法兰西无法例外。危机首先是一种生存性质的危机，它由谷物的连续而严重的歉收而引起”。（注：Jean-Charles Asselain,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Paris,1984.T.L,pp.29,35,107.）1784年东北各郡和1786年西部各郡都发生了此种危机，1788-1789年的全国粮食危机曾包括32个郡中的27个郡。
    同时，工业发展也面临许多问题。传统的毛织、麻织与冶金工业发展缓慢。新的机器虽然早已开始使用，但是进展有限。大革命前夕法国仅有900台珍妮纺纱机，而英国此时比法国多21倍。
    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遇到强大的阻力，使得法国当时不曾发生如同英国那样的经济起飞。法国在经济方面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严重受阻，从而证明了旧的封建生产关系、波旁王朝以及特权等级的统治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赘瘤，国家陷入了危机。
    民众生活困苦。从1726年至1789年，法国货币价值稳定，但是繁重的封建剥削造成了民众生活的艰难。18世纪的前期和中期，老百姓平时仅用一半开支购买粮食，1789年则需约为90%的家庭预算。1785-1789年，工资削减20%-50%，当时卢昂城的乞丐多达4000人。1789年春召开三级会议时，大量陈情书揭示了农村的贫困。佩利埃-絮-昂德尔村的陈情书具有代表性，它指出：“本堂区半数以上的居民无力承担任何税收，他们已经缺粮断炊。绝大多数居民被迫求人施舍。”（注：1789,Les Franζais ont la parole,cahiers des Etats Généraux,Paris,1975,p.109.）无疑，旧制度下的苦难生活在民众的心里引发了不满情绪，他们伺机揭竿而起。
    大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随即出现。1795年芽月起义前，政府规定巴黎居民每日口粮为1磅面包，实际仅能买到半磅。同年牧月起义前，口粮定额为半磅，实际仅有2盎司。1831年起义前，里昂织工每日劳动长达15-16小时。1848年6月，政府下令解散国家工场，巴黎10余万工人被迫入伍或前往外省从事繁重劳动。19世纪前期，法国许多农民缺少土地和资金，仅1/3以上的农民拥有土地。1848年3月，临时政府决定征收“45生丁税”，其负担主要落在农民肩上。同时，城市小资产者无力还清债务，巴黎的到期票据总值达2100万法郎，外省为1100万。法普战争中，首都遭到围困，民众缺粮断炊，只得捕捉狗、猫甚至耗子充饥。
    民众的疾苦必然引起普遍的反抗，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严重的后果，这个社会火药桶只须等待引火物的到来。
    封建专制与旧王朝复辟。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显示出封建专制的特色，第三等级受到政治压迫，“密扎”、逮捕和监禁是暴政的象征。布里厄镇居民们在陈情书中揭露：政府各部门“想方设法扩大权力，破坏公众自由和民族幸福”。18世纪70年代，马尔舍布曾向路易十六直言：“在您的王国内，任何人皆无法保证自身的自由，因为他无法避免由于别人的报复而受到损害。”米拉波曾指出：“封建制度的混乱并非他物，只是专制主义而已……”（注：G.Chaussinand-Nogaret,Mirabeau,Paris,1982,pp.57,77-78.）米拉波曾备受“密扎”之害，多次陷身囹圄。
    与此同时，贵族们仍在竭力维护他们的特权。沙蒂永城贵族们的陈情书坚持其免税权，奥通镇的贵族们要求“保留领主的和荣誉的全部特权”。在马孔城，贵族们主张“应宣布一切领主特权为不可侵犯”（注：Jean Bart,La Révolution franζaise en Bourgogne,Clermont-Ferrand,1996.p.105.）。
    波旁王朝于1815年复辟后，虽然不敢全面复旧，但曾采取十分有利于旧贵族的措施。1814年宪章规定：“国王人身不可侵犯并且神圣”，“国王为国家的最高首脑。”（注：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depuis 1789,Paris,1985,pp.219-223.）复辟期间，出现两次“白色恐怖”、三次因打击自由反对派而解散众议院。查理十世曾将10亿法郎“补偿”给在革命中被剥夺财产的“流亡者们”。他曾下令封闭报刊和取消新闻自由，此外选举法的修改则限制了商人和工场主们参与政治的权利。
    封建专制和波旁复辟时期，贵族阶级对于第三等级实行政治压迫，法国在政治方面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遇到严重阻碍。有压迫就有反抗，危机引来了1789年和1830年革命。
    政治体制弊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法国建立后，政治体制问题提上了首要日程，斗争迅速展开，1792、1848、1870年和1877-1879年的冲突都说明了政治制度问题的社会价值。
    大革命初期，君主立宪派掌权，1789年8月议会“宣告国王路易十六为法国自由的恢复者”。1791年宪法规定“最高行政权仅属于国王”，他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王位世袭”，公民应宣誓“忠于国家、法律与国王”（注：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Paris,1985,pp.55、44、37、53.）。路易十六曾利用所获得的暂时否决权，拒绝批准议会已通过的法令。同时，君主立宪派对民众采取强硬政策，1789年10月议会通过“戒严法”，宣布将以武力镇压“聚众事件”。1791年7月，民众集会要求惩处曾经尝试外逃的国王，但遭到了弹压。君主立宪派的妥协性也表现在对外政策中，法军初战失利，普军威胁法国边界，革命陷入困境。因此，改革政体与处置国王便成为当务之急。
    19世纪40年代，政体问题再次出现。七月王朝竭力为大资产者服务，后者的意愿影响着政府的决策。一位银行家表示：“如果我想见到国王，我就能见到他。他完全信赖我，并对我言听计从。”（注：A.Jardinet A.Tudesq,La France des notables.Paris,1983,p.212.）银行家们反对邮政改革，担心国家将因此减少收入，从而危及国债利息的支付。当时，法国正值建筑铁路高潮，但是有关方针仅在于保证私人公司获取利润。1844年的选举改革将营业税排除在取得选举资格的直接税之外，工商业资产者因此受到损害。1845年财政危机、1845和1846年农业危机以及1846年水灾相继发生，1847年工业陷入危机，失业增加，物价飞涨，粮食缺乏，因此政治变革成为普遍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