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法国近代政治危机的彻底性
    1789-1879年的政治危机关系到法国社会如何发展的要害问题，因而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每当危机出现之际，或早或迟总能找到某种社会力量，由它以一定方式来驾驭国家度过难关，使之走上正轨。这些危机的解决采取了从暴力冲突至议会斗争的多种方式，如进行革命（1789、1830、1848.2、1870和1871）、举行起义（1792、1793和1848.6）、发动政变（1794、1799和1851）、开展议会斗争（1877-1879）甚至实行复辟（1815）。
    1789年以后由于政治危机的解决，法国完成了一系列重大转折，如果将1879年和1789年相比较，法国社会确实发生了质的变化，它由一个农业型的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发展为一个工业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此期间，社会性质的变化最为重要，然后便是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民主权利的增加。为此法国人在很长时间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转折的完成体现了解决政治危机的彻底性。
    法国近代历史转折的关键在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3页。）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取代了封建主义的专制、特权与压迫。在这个转折中，1789年的革命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一场大冲突，7月14日起义者达25万人，包围巴斯底狱者约1万人，后来在旺代地区进行内战的双方各有数万人。为了对外战争，法国所动员的兵力从1792年的40万增至1794年初的85万人。1830年革命也是颇为重要的冲突，当时政府军方面死伤为2500人。与此同时，18世纪末至19世纪60年代所进行的工业革命，在经济方面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如果未曾实现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过渡，法国便无从谈论有关君主立宪、共和、议会制等政治体制问题，法兰西文化与思想等领域也无法获得显著的发展。
    政治制度变革问题的重要性仅仅次于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的改变。大革命初期资产者获得政权之时，政治制度问题便引起了危机。1792年建立了共和制，但是它仅存在了十数年。君主立宪与共和的斗争吸引了许多政治家，波及了难以数计的民众，并且贯穿于近代的绝大部分时间。1848年和1870年曾两次推翻君主制，迟至1879年才确立了共和制度，法国人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1848年2月，巴黎曾经建造1512座街垒，起义者牺牲289人，政府方面死亡72人。1870年9月，巴黎民众举行起义，冲入波旁宫，才赢得了共和国。1877-1879年的议会斗争也颇为激烈，它包括了总统辞职、总理解职、下院拒绝信任新政府和数百名议员的反抗等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动。法国终于获得一种比较好的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共和制在这个国家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开放性，它能向公民提供较多的民主自由权利，从而有利于他们发挥社会积极性，参预政治生活如选举等。它还有利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迫使当权者进行若干改革，劳动群众则可更好地捍卫自身的利益。无疑，共和制度在法国比较有利于解决和防止政治危机。
    法兰西国家的治理、政府的政策应该符合社会的需求和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但是真正认识和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法国近代各个时期的掌权集团受到利益、能力、传统、思想以及国际环境的制约，有时无力满足社会的需求，甚至与当时社会所需背道而驰。社会制度的存在和政治体制的运转离不开国家的治理，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治国无能的恶性发展便可能使社会、国家、制度、政权处于危险之中。1799年政变废除了督政府，乱而后治，导致强大的第一帝国的建立。1851年政变推翻了秩序党，以强权取代碌碌无为的议会内斗，导致法国经济振兴与重获欧陆优势。可见，是否能够符合社会需求是产生政治危机与解决它们的核心内容。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山岳派曾经努力深化反封建斗争，1789年革命之所以成为大革命与当时所取得的卓著成就难以分割。1793年推翻吉伦特派是为了获得反封建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是山岳派的过激政策引发了危机。1794年热月政变纠正过激政策，使大革命“重新走上资产阶级的轨道”。当时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分野不在于拥护或反对罗伯斯庇尔等人，而在于能否保证法国社会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这是考察1794年危机的关键。
    1815-1830年的事态表明了法国历史的曲折性。由于反动欧洲的干涉，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当时，法国人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战争，捍卫了大革命的成果，挽救了法兰西的危亡，但是也造成了沉重负担，使社会陷入危机。军人与民众普遍渴望和平，和平的实现却以复辟为代价，这是政治危机的一种恶性解决，是历史的某种倒退。不过社会进步的规律始终起着作用，人们迎来了1830年，法国从此完全结束了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真正解决了政治方面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
    1848年6月工人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是另一类性质的危机，它们因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产生。1871年，法国战败，政府对外投降与对内压制民主自由，被围困在巴黎的劳动群众无以为生，只得自寻解放之途，因此产生了公社。但是，“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1871年，法国尚不具备这些条件，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了局势，公社难免遭到镇压。此次政治危机彻底地暴露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弊端，公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页。）。19世纪末叶，第三共和国议会和政府不论主观愿望如何曾采取措施扩大民主权利与改善民众生活。
    总而言之，法国近代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而产生政治危机，危机的解决（包括经过曲折）实际解决了时代的核心问题，保证了社会的不断进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或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法国近代产生了许多激烈而深刻的政治危机。应该揭下1789-1879年法国政治危机的扑朔迷离的面纱，还它们以历史的和社会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