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某一特定的历史人物或历史现象而言，其存在或发生时的状态是既定的，是任何力量也无从改变的。对这种“原生态历史”的精确“复原”当然是历史学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原生态历史”在汇入人类历史长河之日起便有可能失去其独立性，具有无穷想象力的人类会依据自己的好恶或时代的需要而对之展开无所不能的改造、嫁接和演绎，而且这种再生产行为往往是在历史学的旗号下进行的。对于历史学研究者来说，这种“次生态历史”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史学价值，它不仅可从独特的角度揭示出文明进程的时代脉络，而且有助于人们从多重视角加深对历史学本质和功能的审视。
    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在法国历史上，“次生态”历史资源也是浩如烟海，克洛维（Clovis，亦写作Chlodovech，约465-511年）在中世纪的形象演绎可谓是其中的经典之一。克洛维是墨洛温王朝（481-751年）的第一位国王（481-511年在位），也是西欧世界各“蛮族”王国中第一位皈依正统基督教的君主。作为刚从“野蛮”状态脱胎而来的基督徒君主，克洛维的原始形象应当说存在诸多“粗鄙”之处，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13-15世纪），克洛维却变成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圣徒”（Saint）。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克洛维的原始形象？其原始形象又是如何逐步更新的？这种形象转变具有怎样的社会政治蕴涵？如何看待中世纪历史学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上述这些问题，西方学术界已有不少精深的研究，当然也存在着许许多多悬而未决的争论。① 在法国本土，克洛维问题则显得更加色彩斑斓，因为它已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极易触动法国人政治神经的意识形态问题。② 至于我们国内学术界，学者们对克洛维的初始形象及业绩相对比较清楚，但对其后的演绎问题则鲜有论及。③ 本文则试图利用一些原始材料并结合相关的研究成果对克洛维在中世纪的形象及其演化问题作一阐述和分析，以期为加深对中世纪法国政治史以及中世纪历史学的认识提供些许帮助。
    一、克洛维的原始形象（中世纪中前期）
    与文化高度兴盛、著述之风浓郁的古代希腊罗马不同，公元5、6世纪之交（即克洛维时期）的法兰克社会在文化建设上几乎还处于无意识的自然状态，在这里，时代的风云变幻几乎与时光一道流逝得无影无踪。对克洛维而言，以历史学名义对其生平业绩进行“记载”和评述的做法是在其去世约半个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因此，从一开始，克洛维的形象就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在随后数百年中（13世纪以前），亦即在法兰西王权总体上处于衰微不振的几个世纪当中，时代在冷落王权，王权也无力为自身的发展大造舆论。也正因如此，克洛维的经典形象在这一时期一直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中世纪历史学的“御用功能”也就尚未得到充分的展示。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1.关于克洛维的原始素材
    从历史学的最基本要求来说，要想准确勾画一个历史人物在世期间的生活状态，就必须充分占有与当事人相关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手材料”。然而，对于克洛维这样一位对法国历史影响久远的关键性历史人物，④ 与之直接相关的原始信息资源却匮乏到了十分可怜的程度。克洛维在继任萨利安法兰克人首领（481年）之前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克洛维的出生年和出生地，人们也无法给出准确的回答，而只能大致地说他约于公元465年出生于图尔奈（Tournai，今属比利时）或其附近地区。[1] （P10-14）至于克洛维在其当政期间（481-511年）的各种活动，留存至今的直接材料也极为有限，其中为后世学者所反复引用并论证的主要就是兰斯（Reims）主教雷米（Rémi，或Remigius，？-533年）和维埃纳（Vienne）主教阿维图斯（Avitus，？-518年？）写给克洛维的两封信以及克洛维写给阿奎丹（Aquitaine）主教的一封信；[2] （P137-138）另外，与克洛维有比较直接关联的还有《撒利克法典》的最初文本以及511年（亦有人认为是510年）奥尔良宗教会议的教规教令等。[3] （P619-664）不过，这些仅有的材料其面貌也大都残缺不全，比如，上述所言的那些信件的出现年代，至今仍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年代问题不解决，克洛维的皈依基督教问题也就成了充满疑问的悬案。可以说，仅凭这些零零散散的少量文献，后世历史学是无法构建出一个真实而全面的克洛维原始形象的。
    然而，如果查阅一下中世纪以及近现代法国历史文献，人们就不难发现，许多历史著作在描述克洛维当政时期的各种活动时都显得滔滔不绝，与克洛维相关的材料似乎已经到了相当丰富的程度。实际上，从严格的历史学意义上来说，这些历史著作大都是依据“二手材料”来为克洛维树雕立像的，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二手材料”就是有“法兰西历史学之父”之称的法兰克历史学家格雷戈里（Grégoire de Tours,538? -594年）的《法兰克人史》（Histoire des Francs）。格雷戈里是在克洛维去世半个世纪以后开始撰写此书的，两者之间的时间距离并不算过分久远，因此，撇除那些迷信内容不论，《法兰克人史》中的与克洛维相关的那些记载本应具有相对较高的可信度，中世纪以及近代前期的西方人也的确大都将之视为权威文献。但是，自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有许多学者都对《法兰克人史》的史学价值提出严峻的质疑，有人干脆将格雷戈里称为“谎言之父”。[4] （P29-57）且不论格雷戈里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克洛维的本来面目，他所塑造的克洛维形象终究成为一个经典样板。在这里，我们对克洛维“原始形象”的追溯也只能从格雷戈里开始，好在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克洛维的“形象演绎”问题，而不是要精确考证克洛维的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