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将克洛维描绘成毫无个人野心的上帝“代办”，其一切活动都是在神旨的感召下进行的，都是为了实现上帝为法兰西安排的宏伟规划。例如，14世纪晚期，法国西南部的莫瓦萨克（Moissac）修道院院长艾默里·德·佩拉克（Aimery de Peyrac,1377-1407年在任）宣称，克洛维皈依基督教之后所进行的那些军事征战已不是从前意义上的那种争霸拓土行为，而是为了履行上帝的意志而与基督教异端展开的护教斗争；这位修道院院长还有着更为丰富的想象，他曾写道，在武耶战役（Vouillé，507年，克洛维与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之战）之后，醉心于上帝的克洛维还前往圣地耶路撒冷，以进一步完成其神圣使命。[11] （No.4991 A,fol.104）既然上帝如此青睐克洛维而克洛维又如此忠心于上帝，那么，克洛维的辉煌业绩也就是神意的体现了。关于这种观念，从当时的许多历史著作中都可以找到例证。例如，在让·芒塞尔《历史之花》中，作者每讲完一个克洛维得胜的故事之后，都以同样的语句作为结尾：“在神意的指引下，这场战役就这么过去了。”[9] （No.56,fols.257-260）16世纪初，吉约姆·克雷丹在讲述克洛维的业绩时同样将神意置于头等地位：“这是一个奇迹，它标志着克洛维乃上帝之友。”[9] （No.17274,fol.47）正是在这种“神意”观念的支配下，中世纪后期的有关克洛维的史书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格雷戈里当年杜撰的那些“奇迹”当作绝对真理而大加渲染，不论是指点迷津的雌鹿，还是普瓦提埃的烽火，抑或是昂古莱姆的城墙，[5] （P87，95，97）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克洛维受益于上帝的明证，正因如此，克洛维的一切行为也就成了无可指责的正义之举。
    最后，将克洛维描绘成法兰西领土疆界的设计师，换言之就是，中世纪后期的法兰西疆界自克洛维时期就已形成，它曾经是永恒的，而且将来也是永恒的。从地理概念的沿革来说，“高卢”出现在先，其地域范围稍大于后来的法兰西；“法兰克”出现在后，其地域范围有一个自北向南的扩张过程。自13世纪中叶起，法国历史学家开始强调，高卢和法兰克在地理范围上是重合的，克洛维是法兰克王国的首脑，当然也就是整个高卢地区的最高领袖。博韦人万桑曾言，克洛维“在整个高卢的土地上扩展了自己的王国。”15世纪中后期出现的《战争蔷薇》一书更是将克洛维描绘成高卢地区的天经地义的主人，其中有这样的语句：“在上帝和马丁老爷的帮助下，克洛维将阿拉里克国王（Alaric，西哥特王国国王）赶出了高卢。”[9] （No.1965,fol.44）16世纪早期，《高卢古代史》则以不可置疑的语气论证说，“现今的”法兰西王国在克洛维时代即已定型，因为“他的王国范围从里昂一直到布列塔尼，从康布雷（Cambrai）一直至比利牛斯。”[9] （No.5692,fols.61-62）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世纪后期，克洛维不仅被视为法兰西王国既有领土的缔造者，而且，当法国对其他土地产生觊觎之心时，克洛维亦可发挥特殊的作用。例如，在15世纪末，法国对其东部边境的洛林和巴尔（Bar）地区存有吞并之意，于是，在这一时期，有人就写了一份《谏书》（Remonstrance），其中声称：“伟大的国王克洛维一世从未被称作什么巴尔公爵，他只拥有‘法兰西国王’这个惟一的称号”，“依据这一称号，（他）当然享有对以上所述领土的权利。”[9] （No.20793,fol.317）在这里，克洛维的地盘是可以随着后来的法兰西国家的疆界变化而变化的。中世纪后期的法兰西君主有多大胃口，中世纪早期的克洛维就有多大能量。既然克洛维如此神通，其地位焉能不高？
    3.王权标志的“卡佩化”
    既然克洛维已经被塑造成道德文章方面的旷世英杰，同时又被视为后来法兰西王朝国家的肇始鼻祖，那么，注重万世一统、王朝永续的法国王室就不可能让他完全游离于王朝世系之外。从王朝更迭来看，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法国共经历了五个王朝，即墨洛温王朝（481-751年）、加洛林王朝（751-987年）、卡佩王朝（987-1328年）、瓦洛亚王朝（1328-1589年）和波旁王朝（1589-1792年）。从血缘关系来说，瓦洛亚家族和波旁家族均为卡佩家族的支系，因此，法国人经常将这三个王朝统称为“卡佩王朝”。而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和卡佩王朝三者之间并无什么血缘关系，其前后更迭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在法国王室及其御用文人的苦心经营下，加洛林王朝终于成了墨洛温王朝的“亲属”，卡佩王朝也终于成了加洛林王朝的“亲戚”。[12] （P49-56）因此，在中世纪后期，卡佩王朝（包括随后的支系瓦洛亚王朝）的君主们在提及克洛维的时候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将之视为自己的“家里人”。既然卡佩王朝与克洛维“本是同根生”，那么，卡佩王朝的王权象征物从源头上看也就“应该”追溯到法兰西第一位国王克洛维身上。
    首先，作为法兰西王权神圣性的核心标志，圣油瓶成为连接克洛维与卡佩王朝的不可动摇的纽带。如果说在中世纪中前期人们还有可能对圣油瓶的故事进行品头论足的话，那么，到了中世纪后期，对圣油瓶的信仰就已变成了一种义务，如果有人胆敢怀疑，则属大逆不道之罪。正因如此，在这一时期，各种著述在描述克洛维与圣油瓶的关系上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即：在遵循传统套路的前提下只是对某些细节作一些渲染，如关于圣油瓶在克洛维加冕典礼上迟到的原因问题，有人说是由于参加典礼的人数太多，教堂内拥挤不堪，结果导致圣油瓶未能及时送到圣雷米手中；有人则说，其原因在于圣油瓶在传送过程中曾不慎落地并被撞坏，这本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但“圣灵”却及时赶来相救，使得圣油瓶立刻复原如初，不过，圣油瓶到达圣雷米手中的时间还是有所耽搁。[10] （No.1410,fol.65）至于克洛维与圣油瓶的故事在法兰西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中世纪后期的法国文人曾有许多阐述，其中有人这样认为：在那一天，“以克洛维为代表，法兰西国王的权力被上帝构建、确立和认可。”[9] （No.20793,fol.317）
    其次，作为法国王室军事力量的象征，王室方形军旗（oriflamme）的历史源头也和克洛维联系在了一起。据后世学者研究，法国王室军旗的历史始于10世纪末的于格·卡佩（Hugues Capet，卡佩王朝的开国君主，987-996年在位）。当时，出于振兴王室威望之目的，于格·卡佩将一面“祖传”的王室军旗珍藏于素有法兰西“王家档案馆”之称的圣德尼修道院，遇有战事，则将此旗请出来。据称，只要高举这面旗帜，法国士兵在战场上就将无往而不胜，法兰西国家及其全体民众就可共享平安。不过，在于格·卡佩时代，这面旗帜的“原始主人”却是查理曼（768-814年在位，其中800-814年为皇帝），据称是教皇利奥三世（795-816年在位）送给查理曼的礼物，以此象征罗马教廷对查里曼作为“罗马人皇帝”的认可。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作为意、德、法三家的“共主”，查理曼对于独立的法兰西的意义显然有些暧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350年，有人开始宣称，法兰西王国的创始者克洛维是拥有王室军旗的第一人。随着克洛维历史地位的日益显赫以及与克洛维相关之著述的不断增多，到15世纪时，克洛维与王室军旗的关系已经演变为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甚至像罗贝尔·加甘这样的著名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也绘声绘色地描绘起克洛维高举王室军旗时的场景。[13] （P179-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