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克洛维形象演绎的历史学批判
    从人数上说，克洛维只是区区一个“个体”之人，但是，按照法国历史的通常分期原则，这个人却是中世纪史的开启者，同时又是绵延一千余年的法兰西王朝君主制的首创者；而且，在漫长的中世纪，克洛维这个历史人物也几乎从来没有被人忘却，法兰西王权的每一步强化几乎都离不开克洛维的点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洛维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他的原始形象及其在中世纪的演绎已经成为中世纪法兰西王权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另外，通过克洛维形象演绎的历史过程，人们也可以从某些侧面了解中世纪法兰西人的审美情趣、信仰取向、政治感悟以及社会心态等诸多内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不论是格雷戈里描绘的原始的克洛维形象，还是后世法兰西众多文人史家附会出来的更新了的克洛维形象，都有其特定的史学价值，它们虽然使克洛维的原始形象变得面目全非，但却真实地展现了自身的特质及其所处时代的特征。对克洛维形象演绎所具备的政治功用价值和历史学价值作出上述判断并不困难，而且这类评判似乎也不会引起什么异议，因为它们仅仅是“就事论事”，而并不涉及当事者中任何一方的价值伦理。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价值评判的角度，对中世纪后期法国王室在克洛维形象上的“曲意加工”以及中世纪历史学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讨论的话，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概括地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大约存在这么两种相互对立的论点。其一是批判论：法国王室的做法是一种欺骗行为，同样，在王室御用下的中世纪历史学在总体上也徒具“历史学”之名，在那里，歪曲已经成为常规，“撒谎竟然成为美德”。[20] （P183）因此，从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来说，对法国王室的编造行为必须予以揭露。同样，从维护历史学基本道德底线出发，对于中世纪历史学在克洛维形象演绎中的所作所为也必须予以批判。其二是理解论：法国王室在克洛维形象演绎方面的做法是一种“善意”的加工，其政治意义是积极的而且是成功的。与此相呼应，人们不应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中世纪历史学，更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中世纪历史学家；对中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应少一些批判和指责，而应多一些“温情和敬意”；对于中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应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给予分析和理解，否则“格调”就太低了。（13） 当然，除了以上两种论点之外，还有一种以“纯学术”面目出现的中立论。拿克洛维形象演绎问题来说，中立论的原则就是客观地描述克洛维的形象是如何变化的、中世纪的历史学是如何对之进行改造的，至于这种改造与社会价值伦理及历史学基本准则之间是否存在错乱，则不列入研究范畴。
    在研究克洛维的形象演绎以及这种演绎与中世纪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时，我们究竟应当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才更为合适？首先应当表明的是，笔者不赞同所谓的中立论。历史学不是单纯的史料学，也不是单纯的考据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文学科，历史学离不开基本的价值判断。那么，在克洛维形象演绎问题上，应当使用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一味的理解还是一味的批判？笔者认为，对于克洛维在中世纪的形象演绎及其与中世纪历史学的关系，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应该充分“理解”，然后，在“理解”的前提下提出我们的价值判断。
    “理解”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充分理解中世纪后期法国王权之所以要为先人克洛维涂脂抹粉的现实动因。具体而言就是，当时的王朝国家需要“万世一系”的王统理论，当时的政治版图需要“古已有之”的历史支撑，当时的时代精神需要“得自上天”的宗教护佑。正是在现实政治的驱动下，克洛维被树立为尽善尽美的法兰西楷模。另一方面，要充分理解中世纪法国（乃至整个西欧世界）历史学的精神风貌。具体来说就是，中世纪历史学与宗教神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说，历史学只是宗教神学的一个附庸，当时的历史学不可避免地要带有宗教神学那种幻听幻觉的天国观念。同时，在中世纪法国，不论是生活在修道院里的编年史家，还是游走在世俗社会的历史学家，他们大都与王权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特立独行的民间历史学家虽有，但终究不占主流。因此说，中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大都带有明显的御用色彩，王室的政治需要是他们从事“历史”写作的重要指针。正是在这种由现实政治主导一切的社会状态下，克洛维才有可能堂而皇之地由“一介野夫”转变为“至善圣徒”。假如克洛维真的天上有知，假如克洛维真的能看到他在中世纪后期那副雍容华贵的形象，他一定会惊异得目瞪口呆！当然，从法兰西王权在中世纪后期的发展历程及结果来看，克洛维这面独特的旗帜的确发挥了独特的功用，他不仅成为引领法兰西人精神生活的道德楷模，而且成为法兰西国家独立与统一的历史见证。可以说，在中世纪中后期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克洛维扮演了一位“功臣”角色，克洛维背后的历史学家们则因“创造”这一“功臣”而同样功莫大焉。
    关于克洛维的形象演绎问题，我们的“理解”当然还可以再进一步深入、进一步开拓。但必须明确的是，“理解”并不等同于“认可”，不能因为一个历史现象的发生具有所谓的“客观必然性”而就顺水推舟地认定它具有“合理性”，也不能因为某种手段客观上有助于完成某件惊天伟业而就不加分析地认定这种手段具有“正当性”。历史学不是简单的时空演化记录仪，价值导向功能是其得以长存的关键元素之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是过去的人和事，但它毕竟不是研究给古人看的，它的受众是今人与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克洛维的形象被演绎得多么“成功”，也不论这一“完美”的形象对法国王权的发展有多么大贡献，法国王室的做法也不应当被视为正当的举动。另外，中世纪历史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终究也是不光彩的，其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法终究应当为后世历史学工作者所不齿。在评判克洛维形象演绎及其与中世纪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时，如果我们连这一最基本的价值伦理都不能坚持，其结果就只能是纵容人们对历史学进行滥用。如果是这样，历史学就终将在堕落的泥潭中爬行，堕落的历史学也将被稍有良知的人们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