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格雷戈里笔下的克洛维形象
    从总体上看，格雷戈里是从教会史的角度对克洛维展开描绘的，其主要着眼点就是讲述克洛维如何由一个信仰异教的“蛮族”首领转化成正统基督教会的忠诚合作伙伴的；同时，格雷戈里还以基督教神学家的“神笔”为人们展示出克洛维在皈依正统基督教之前和之后的不同境遇：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克洛维信奉的是原始多神教，但在克洛维大敌当前之时，他信奉的那些神灵却“缩手不管”，结果就是“克洛维的军队遭到横扫，濒临全面溃灭”；而在皈依基督教之后，由于克洛维是“秉着一颗正直的心在上帝面前行事”，因此“他的所作所为在上帝的眼里颇为可喜，因而上帝每天都让他的敌人挫败在他的手下，让他的国土扩大。”[5] （P85，99）
    从《法兰克人史》的行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格雷戈里的确是将克洛维当作一面值得称颂的旗帜而高高举起的。首先，克洛维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政治家：不论在对西罗马帝国残余势力的征伐战争中，还是在随后对周边其他各“蛮族”的征讨行动中，作为法兰克军事首领的克洛维总会一身戎装，亲临敌阵，挥舞利器，斩杀敌人。正是在他的部署和指挥下，法兰克人“进行了许多次战争，获得了许多次胜利”。[5] （P83）在短短的20余年内，法兰克人的领土便从滨海一隅扩展到了整个高卢地区。而且，克洛维并不是那种只知冲锋陷阵的一介武夫，而是一位能够做到“喜怒不形于色”的沉稳的政治家，面对部属的不恭和侮辱，他能够“抑制住”自己的“愤怒”并“摆出一副温和忍耐的样子”；在发兵攻打邻国之前，他可以若无其事地和这个国家的国王“会面”、“交谈、进餐、饮酒、誓相友好，并且和好的分别”。[5] （P82，93）其次，克洛维是一位知错能改的“新兵”基督徒：克洛维虽然出身“蛮族”且长期信奉异教，但他和其他那些长期信仰异端且死不改悔的“蛮族”国王相比显然存在天壤之别。他不仅能够决然地放弃传统信仰而归在耶稣基督的麾下，而且能够对上帝抱有发自内心的敬畏之情并能做出一些体现基督色彩的慈善之举。他曾下令全军“不得掳掠居民，抢劫财物”。在与敌军开战之前，他向教堂送去了祭品；战事结束后，他也给教堂“献上许多礼物”。在图尔城，克洛维更是大显善心，“一路上慷慨大方地把金银钱币亲手赠送给沿途的人。”[5] （P95，97）
    虽然说格雷戈里在总体上是以欣赏的笔触来描绘克洛维的正面形象的，但是也应当看到，格雷戈里并没有将克洛维渲染得神乎其神。在他的笔下，克洛维仍然是一个“凡人”，一个在人性上仍然存在诸多欠缺的“凡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侧面来窥知其貌。
    首先，在“修炼”的境界方面，克洛维显然尚处在上不着天的初级阶段。在基督教的理论中，基督教徒基本上可分为两大层次。一类是修行一般的普通基督徒，这类基督徒因其信仰而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顾，也可得到圣徒们的帮助，但他们只是神恩的领受者。另一类是“羽化而登仙”的杰出基督徒，这类基督徒因其高尚纯洁而得到上帝的特别认可，从而作为“圣徒”（Saint）而成为后人的道德楷模，他们不仅可以作为中介人而奔走于神人两界，而且自身也有行“神迹”的特殊功能。从格雷戈里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克洛维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是上帝给了他战胜敌人的力量，是兰斯主教圣雷米命他“谦恭地低下”他那“骄傲的头”，是图尔主教圣马丁（Saint Martin，约316-397年）显圣而让他找到了合适的渡口而且还让昂古莱姆（Angoulême）城墙“自行倒塌下来”，是普瓦提埃主教圣希拉里（Saint Hilary,? -368年）显圣并以“一团炽烈的烽火”之形式指引他进行随后的战斗，等等。[5] （P87，95，97）在格雷戈里这里，克洛维不论与多少位圣徒有过多少次灵性上的交流，其本人都还只是沾了圣徒之光的受恩者，而不是什么神通广大的“奇迹”创造者，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人们膜拜的“圣徒”。
    其次，在个性特征方面，克洛维离完美的基督徒形象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从因果关联上来说，这是克洛维不能成为“圣徒”的直接原因。对于克洛维的道德品质，人们当然可以公元496年为界将之分成前后两个时期来考察。⑤ 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不论克洛维的行为多么乖张、性情多么残忍，也不论他在抵制基督教信仰方面是多么顽固，人们似乎都可以对之抱以宽容之心，因为此时的克洛维毕竟还是没有“觉悟”的异教徒。然而，在成了基督教徒之后，克洛维似乎并没有变得“圣洁”起来，用英国史家科林·琼斯的话说，克洛维仍然拥有“几乎病态的个人权利欲望”。[6] （P46）在格雷戈里的笔下，克洛维的这种“病态”特征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例如，克洛维依旧残忍暴烈：在皈依基督教之前的“苏瓦松花瓶”事件中，克洛维对冒犯自己的那名士兵所采取的惩罚措施就是“高高地抡起自己那把斧头，劈进他的头颅”。皈依基督教之后，克洛维的心肠并未变软，嗜血杀人仍是他不改的天性。在进攻西哥特人途中，克洛维手下一名士兵抢了穷人的干草，克洛维“立刻用自己的剑把这个人杀死”。在把与自己同属一族的另一部落首领拉格纳卡尔（Ragnachar）及其兄弟里卡尔（Ricchar）抓起来之后，先是“举起他的战斧”，“劈进”前者的“头颅”，随后又“同样地将斧头一挥”，把后者“杀死”。[5] （P83，94，100-101）可以说，斧头和剑一直伴随着克洛维，直至其走进坟墓时为止。
    再如，克洛维依旧善于欺骗：对于政治家而言，工于心计似乎是应有的“素质”，但对于一个已经皈依了基督教的政治家来说，那种两面三刀的手法应当有所收敛才是。然而，克洛维并不介意什么基督教准则。在铲除“本家兄弟”西吉贝尔特（Sigibert，里普阿尔法兰克人首领）过程中，克洛维先是暗中唆使此人的儿子克洛德里克（Chloderic）将其父害死，然后又派使臣出其不意地“举起双刃战斧”，“劈进”克洛德里克的“头颅”。对于这一桩由自己一手策划的谋财害命之举，克洛维却可以面不改色地宣称：“至于为谁所害，我可不得而知。所有这些事情，我完全没有参与，因为我不忍叫自己的亲族去流血，我认为这样做是一件罪恶勾当。”到了晚年，⑥ 在把所有公开的和潜在的对手（其中很多是自己的亲族）杀戮近尽之后，克洛维曾可怜兮兮地对族人说：“我真可怜啊！我好像是一个留在外乡人之间的旅客似的，一旦有了灾难，也没有一个亲人来帮助我了！”对于克洛维的这番“忏悔”，格雷戈里看得非常透彻：“他这样地谈起他们的死亡并非出于悲伤，而是在谲诈地察看是否还能另外发现什么新的亲属供他杀戮。”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