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克洛维的形象更新（中世纪晚期）
    从价值取向上说，“次生态历史学”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其他各种历史现象的阐释或演绎大都具有相应的感情色彩，要么倾向于褒，要么倾向于贬，对原生态历史的绝对意义上的“中性”复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某些史家们的美好设想。对克洛维这样的历史人物而言，不论中世纪初期的格雷戈里将他描绘得多么的欺骗成癖、暴烈成性，也不论近现代法国左翼人士（特别是反教权人士）对他是多么的不屑一顾，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就是：在中世纪晚期，即当初步发展起来的法兰西王权有必要也有能力为王权的“伟大形象”进一步涂脂抹粉的时候，克洛维的一切劣行几乎全被隐去，同时，他的各种德行又被无限放大，其中有些内容更属无中生有。其结果就是，克洛维不仅成为一位百无一瑕的明君贤王，而且还成为一位“得道成仙”的伟大圣徒，同时还被视为法兰西国家的缔造者和总设计师；相应地，克洛维治下的法兰克（法兰西）已经处于一种理想的状态，法兰克在当时就已成为受人仰慕的“和平与正义之岛”。关于克洛维历史形象在中世纪晚期的这一转化历程，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具体分析。
    1.个人特征的具象化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一个历史人物被当作偶像来崇拜之时，人们便会有意无意地从外在形象上对之进行美化，而不管其原始面貌究竟如何。可以说，即便克洛维的长相原本有如凶神恶煞，历史的长河与时代的需要也会将之冲磨得冰清玉洁。不过，关于克洛维的个人形象，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并未给后人留下任何的原始信息，即便是格雷戈里那本以文学想象著称的《法兰克人史》也未在这一方面展开演绎。对于“次生态历史”而言，原始信息的缺失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因为它可以给后来的创造者省去“破”的麻烦，而只须“立”便可大功告成。
    中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史学家们正是在这样一片历史的旷野上对克洛维展开形象塑造工程的。比如，有些史书注重其体貌特征：13世纪晚期成书的《法兰西大编年史》称，克洛维具有“高贵的面部表情”，其目光更是显得“自信而自得”；15世纪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罗贝尔·加甘（Robert Gaguin,1425/1433? -1501/1502? ）称，克洛维体格匀称，摄人心魄；后来还有人描绘说，克洛维的长相完美无缺，而且有着一头让人过目难忘的飘逸的长发。[9] （No.10142,fol.5）又如，有些史家注意其禀赋特征：13世纪中前期的历史学家博韦人万桑（Vincent de Beauvais,1190-1264年）称，克洛维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准，他不仅勇气十足，而且慷慨大方；16世纪初，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吉约姆·克雷丹（Guillaume Crétin）则称，克洛维通体荣光，多才多艺，而且具有了不起的演说天赋。[9] （No.17274,fol.26）另外，有些史家则注重其信仰特征：15世纪时，奥尔良城圣梅斯曼（Saint-Mesmin）修道院的僧侣们声称，克洛维具有神圣的品德，他正直诚实、笃信上帝，而且他对基督教的虔信程度是与日俱增；[10] （No.6853,fol.82）在15世纪中叶出现的《史鉴》（Speculum Historiale）中，克洛维则成了一位温文尔雅的感情细腻的国王，他信仰虔诚、心地善良，他不仅尊敬教会人士，而且为贫民提供衣食，因为他“坚定地认为必须颂扬并热爱他的臣民”。[11] （No.5366,fol.1）不难看出，在中世纪后期的历史著作中，原先那位蛮性难改的克洛维已经变成了一位美德横溢、典雅庄重的历史明星；作为一位出色的国王，克洛维进行了出色的统治，结果当然也就造就了一个出色的国家。
    2.军事行动的崇高化
    在格雷戈里为后人展示的克洛维“原始形象”中，军事活动占据着中心位置。如前所述，在格雷戈里的眼中，克洛维的此类行为显然具有巧取豪夺、狂砍滥杀、机关算尽的强盗色彩。那么，到了中世纪后期，当法国的社会政治形势需要将克洛维改造成既像骑士又如僧侣的侠骨柔肠之士的时候，格雷戈里的这个版本显然就不合要求了。对于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们来说，对克洛维的形象进行改造似乎并没有多少困难，他们既可不动声色地对那些有损克洛维“美好形象”的历史材料保持缄默、绝口不提，同时又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各种各样的子虚乌有的事情揉进克洛维的画像之中。正如法国史家克莱特·波纳所言，围绕克洛维征战活动所作的“这类描述与真实的历史事件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有些史家已开始沉迷于纯粹的胡思乱想之中”。[7] （P73，74）关于中世纪后期法国史家在克洛维问题上的“胡思乱想”，情况较为复杂，在这里，我们只能勾勒一下其大致线索。
    首先，对克洛维的军事活动进行删繁就简，将描述的重心集中于公元496年对阿勒曼尼人的战役上。此役是克洛维宗教信仰的转折点，它既是导致克洛维改变信仰的直接动因，同时又是克洛维改信基督之后开始变得无往而不胜的完美展示。采用这种处理方式的史书自13世纪中后期以后逐渐增多，其中比较有名的如多明我会修士贝尔纳·居伊（Bernard Gui,1261-1331年）的《流年之花》（Flores cronicorum）、15世纪中叶勃艮第编年史家让·芒塞尔（Jehan Mansel）的《历史之花》（La fleur des histoires）、法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命人编写的《战争蔷薇》（La rosier des guerres）以及16世纪早期史家菲力普·德·维尼厄尔（Philippe de Vigneulles）的《编年史》（La Chronique）等等。这些史书的总体套路是，对于此役之前的那些杀戮行为，在必要的时候仍可提及，因为它们毕竟发生在克洛维受洗之前，在此期间，无论克洛维是如何的暴烈残酷，似乎都属“情有可原”；相比之下，在其受洗之后的那些“劈头”之事特别是其当政末年那些充满残暴血腥色彩的场面则从史书中一一隐退。史家们将这些有问题的插曲“忘掉”，当然是合乎时宜的，因为如果继续将之写进史书，克洛维的道德修行就大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