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克洛维依旧势利实用：不论是信奉异教偶像，还是转信基督教，克洛维的根本宗旨都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在他的身上，信仰只具表象意义。对于自己原先信奉的异教，克洛维曾言：“既然他们不来援救那些侍奉他们的人，于是我就认为他们没有力量。”对于基督教，克洛维也是以单纯的“功用”原则来对待的，在濒临溃败之时，他向耶稣基督高呼：“如果你赐准我战胜这些敌人，使我以亲身的体验证实那些献身于你的人所宣称业已证明的那种力量，那么我一定也信奉你，并且以你的名义去领洗”；“我现在真心祈求你，我愿意信奉你，只要我能够从我的敌人手里解脱出来。”在向邻国发起征讨过程中，克洛维更是将基督教当成一种工具，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上帝充其量也就相当于他从前供奉的战神马尔斯。在讨伐西哥特人之前，克洛维有言：“让我们向那里前进，凭着上帝的帮助，把这块地方拿过来置于我们的管辖之下。”在进军途中，克洛维又以明确的实用主义心态向圣马丁表达敬意并向部众训话：“假如我们触犯了神圣的马丁，我们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5] （P85，94）由此不难看出，与那些为信仰而舍弃一切乃至献出生命的“真基督徒”相比，克洛维对基督教的理解可谓是庸俗透顶了。
    3.格雷戈里之后几个世纪中克洛维形象的有限变化
    虽然说格雷戈里为后人留下的第一幅比较完整的克洛维画像与“原始状态”的克洛维相比可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从创作学的角度说，它却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原型”。在随后的六、七百年中，即从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经加洛林王朝（751-987年）一直到卡佩王朝（987-1328年）中后期，在名目繁多的各种编年史著作中，有关克洛维的记载大都承袭了格雷戈里的衣钵。当然，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善于想象、勤于加工的中世纪历史学家们也为克洛维的图谱增补了一些新的元素。
    首先，创造了一些新的“历史人物”：在这一方面，公元660年左右出现的以“佛莱德加”（Fredegar）⑧ 名义流传下来的《法兰克人史》（Gesta francorum）表现得极为突出。例如，在有关克洛维迎娶勃艮第落难公主克洛提尔德（Clotild）为王后的故事中，格雷戈里在自己的著作中只是说“派遣使臣”前往勃艮第王国商谈婚娶事宜，至于这个使臣是谁，格雷戈里并未明言（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谁）。而“佛莱德加”的《法兰克人史》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它煞有介事地声称这个使臣的名字是“奥雷里安”（Aurelian），而且还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奥雷里安”将克洛维的订婚戒指送给勃艮第公主的过程。
    其次，将克洛维与更多的圣徒联系在一起：在格雷戈里的著作中，克洛维已与不少圣徒产生过灵性上的交往并与不少在世的教会人士有过信仰上的合作，而且克洛维因此而受益匪浅。格雷戈里之后的历史学家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认为克洛维应当得到更多的圣徒和教会人士的惠助。“佛莱德加”为之增添了圣帕特努斯（Saint Paternus），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历史学家为之增添了圣马克西米努斯（Saint Maximinus）、圣塞维里努斯（Saint Severinus）、圣迪奥达图斯（Saint Deodatus）等人，卡佩王朝的历史学家们又为之增添了圣莱加鲁斯（Saint Regalus）、圣萨塞尔多斯（Saint Saserdos）以及圣尼奥那尔（Saint Leonard）等人。[7] （P72）
    再次，为克洛维故事点缀上极度奇特的神话：在宗教神学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中世纪西欧社会，灵异观念是人们的思维常态，如果没有了“神奇”，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也就失去了依托。在这一方面，格雷戈里已经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在今人看来纯属荒诞不经的离奇故事，其后的教会历史学家们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在诸多新编神话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或许当数“圣油瓶”（la sainte ampoule）的故事，其基本内容是：在兰斯大教堂，主教圣雷米为克洛维举行入教洗礼仪式，然后又为其举行加冕仪式，就在此时，一只鸽子口衔内装“圣油”⑨ 的水晶小瓶从天而至；克洛维因此而受敷上帝之油，这也意味着克洛维的入教与加冕得到了上帝的特别认可。这一神话故事最初只是偶尔流传于民间，到公元9世纪，兰斯大主教安克马尔（Hincmar,806? -882年）终于将之作为“真理”而进行了详细论证。⑩ 到了13世纪后期，圣德尼修道院修士普里玛（Primat）又将这一神话当作“信史”而纳入了《法兰西大编年史》（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从而使得“圣油瓶”的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法兰西全境传播开来。（11） 自此以后，“圣油瓶”变成了法兰西王权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以上所述的各种现象可以看出，在克洛维原始形象基本定型以后一直到13世纪中后期之前，中世纪史家们在克洛维传奇上有了一些添枝加叶的扩展，在对克洛维个性特征的描述上也呈逐渐软化之势，而不再像格雷戈里当年那样对克洛维的“恶性”做过多的展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克洛维的形象虽然已经开始变得不再那么令人恐惧，但是其总体形象并未产生根本的改变。首先，克洛维仍然是一位受恩于圣徒的凡夫俗子，他本人并不能像圣徒那样创造“奇迹”、施惠于人；虽然有一些修道院已经开始声称克洛维是他们的“恩人”，但其颂辞往往也就是限于“克洛维是某某修院的创建者”、“克洛维给予某某修院以厚礼和特权”云云，而没有赋予克洛维以任何的特异功能。[8] （P157-161）其次，克洛维仍然是一位以武功而闻名的征服者乃至侵略者，其“合法的”领地原本仅仅就是高卢西北端的那一块狭小的地盘，高卢地区的其他各个政权与“克洛维王国”并无任何的从属关系。但是，克洛维对领土的欲望是巨大的，通过各种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手段，他将周边的各王国一一消灭从而成为整个高卢地区的霸主。12世纪初，教会史家于格·德·弗勒里（Hugues de Fleury,1114年去世）仍有这样的评述：“法兰西国王克洛维侵入了阿奎丹（Aquitaine），因为他想扩展他的王国。”13世纪后期的《法兰西大编年史》对克洛维的军事征服行动亦无讳言：“他因战斗而高贵，他因胜利而光荣”。[7] （P74，71）然而，随着法兰西民族国家的趋于成型，从13世纪中后期开始，本为“凡人”“武士”的克洛维却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变化历程，一个丰满、完美且神圣的克洛维形象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