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称帝，至元八年（1271年）建国号为元，至元九年迁都大都。从此，大都开始了其作为有元一代唯一正都的历史。都城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不仅仅意味着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且还一定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甚至是军事重镇。都城的选定和迁移，必然与国家的政策，甚至是性质相关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忽必烈作出这一抉择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探讨。
    （一）忽必烈成长经历是迁都大都的先决条件
    忽必烈“以己亥岁八月乙卯生”（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即为1216年出生，“睿宗皇帝（即拖雷）第四子”（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成吉思汗之孙，这是他的身世。而后，他30岁以前的经历在史书中是一段空白。虽然没有记述，这30年对忽必烈来说不可能是无所作为的。可以推测，他应与他的父兄辈在一起，其父拖雷按照蒙古幼子守产的习俗自成吉思汗去世后，一直呆在漠北。1231年，窝阔台攻金，“拖雷总右军自风翔渡渭水，……涉宋人之境”（注：《元史》卷115，睿宗传。），与金、宋转战于中原，忽必烈虽年幼不一定会参战，但却可能随军抵达中原，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原不会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窝阔台灭金后，1235-1237年攻掠南宋，同时1235年派兵西征，其中有蒙哥，但未提到忽必烈，所以他可能随军伐宋，也可能留在漠北，但他一定十分了解哈剌和林，因为是他邀请海云和尚北上漠北（1242年）到自己的帐下，他也十分了解中原，否则又如何会请海云北上呢？“岁甲辰（1244年），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之前他绝不会是庸庸碌碌地度过的，肯定参与了一些政事，并积累了一定经验。其时“忽必烈从青年时代就已结识中原文士，熟悉中原汉地人情况”（注：《中国通史》第7册，第71页。），“一二四二年，忽必烈把他（指海云和尚）请到漠北帐下，问询‘佛法大要’养生之道和安天下之法”（注：《中国通史》第7册，第71页。）。他请到的“文学之士”有刘秉忠、赵璧，又召纳王鹗、张文谦、元好问、窦默、姚枢、许衡、赵复、郝经等儒学名师，并接受了“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延到的“藩府旧臣”中包括史天泽、杨惟中、董文用、董文忠、廉希宪、张柔、严忠济等人，这些人即使不是儒生，也是深受儒家影响的地方军阀。这样，在忽必烈身边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主张“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注：《元史》卷157，刘秉忠传。）的以儒学治理天下的幕僚集团，从而使得他逐渐接受了“帝中国，当行中国事”（注：《新元史》卷185，徐世隆传。）的统治思想，接受汉法，推行改革。1251年蒙哥即位后，忽必烈以“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并且在蒙哥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推戴有功，受到器重，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领治蒙古汉地住户、西夏故地以至吐蕃地，这给他提供了一个行“中国之道”抱负的好机会，“遂南驻爪忽都之地”。（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忽必烈选择金莲川作为潜邸，广招贤才，探求治国平天下之道，试行“汉法”，施行仁政，整饬军屯，收到了显著效果，充分展示了他的军政才能，使他成为蒙古诸王中愿意接受并实行汉法的代表人物，在蒙古统治集团中逐渐成为一支得到汉地地主阶级支持的势力。
    从1251年开始，在其一生中，忽必烈施行了无数汉法，这与其身边聚集了大量儒学人才有关，也与汉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及他自身的素质有关，“乃长，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注：《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注：《陵川集·夏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成吉思汗、窝阔台或许也感到了变革的必要性，但一则因为他们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并不希望变革，二则变革必然触犯蒙古贵族的利益，遭到激烈的反对，三则因为他们以征战为主，只掠夺不占领，所以变革还不十分迫切。另外，蒙古贵族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地位的考虑，一向守旧，反对“新政”，而且这种势力在漠北十分强大。所以忽必烈才智过人，且有宏图大志，为了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扩大势力，“丙辰、春三月，命僧子聪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三年而成”。（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忽必烈势力的发展，汉法的推行，引起了蒙哥的疑忌，心血付之东流，但汉法取得的成功坚定了他继续变革的决心。1260年他登上汗位后，“以诏书中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提倡‘文治’的政治纲领。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更改蒙古旧制，采行汉法，建立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封建政权。”（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第146页。）之后在儒臣的帮助下，先后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变革，按受郝经“苟于是时正纲纪，立法度，改元建号”建议（注：《新元史》卷168，郝经传。），“丙戌建元中统”（注：《新元史》卷10，世祖纪。），委托刘秉忠等人“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注：《元史》卷157，刘秉忠传。）设十路宣抚司……1271年，“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大义乾元”，（注：《元史》卷7，世祖纪四。）即“根源、开始、永久”之意，“这就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不只是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注：《中国通史》第7册，第89页。）1272年，采刘秉忠建议，改中都为大都，元朝从此定都大都。大都代替哈剌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标志着新王朝的政权建设已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