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经济、军事目的是忽必烈定都大都的必然结果
    1、政治目的。迁都大都的政治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推行汉法，减小阻力。忽必烈在漠北受到排挤，他主要势力在汉地，经过与汉地幕僚的同患难之后，政治抱负更加坚定，推行汉法之心愈坚，同时也为了逃避漠北强大的守旧势力，所以一旦时机成熟，他不可能不将统治重心南迁至中原。经过是这样的，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借总管漠南军政大事之机，“信用汉人儒士，参用汉法，学习汉地文化，引起了一部分蒙古守旧贵族的忌恨和不满”，（注：《六朝帝师八思巴》，第73页。）特别是“蒙格汗嘉汗平大理功，以关中户寡，益怀孟为分地，于是地广权重”之后，“亲贵多忌之。或谓汗深得汉土人心，财赋尽入王府，恐枝大于本，不利朝廷”。（注：《元史》卷126，廉希宪传。）“或谗王府（指忽必烈）得中土之心”（注：《蒙兀儿史记》卷7，第62页。），“谗者谓之府人多专擅不法”（注：《元朝名臣事略·左丞姚文献公》。）。另一方面，由于忽必烈权势过重，过于精明，也引起了蒙哥的疑忌与不满，“至是（蒙哥）命阿蓝答儿，刘太平检核所部，用酷吏分领其事，大开告讦”，（注：《元史》卷126，廉希宪传。）藩府诸臣都受罗织致罪，“终于使忽必烈在潜藩时代的一切改革机构和政策措施，都被‘自谓遵祖宗之法’的元宪宗蒙哥汗所废际，忽必烈本人几乎遭到不测”，（注：《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第284页。）最后甚至兵权也以其有足疾为名被解职，令其留驻桓、抚之间休养，（蒙哥宣谕道）“忽必烈合罕腿有病，……今可让他留在家中静养”。（注：《史集》第2卷，第288页。）“这场斗争实不亚于宫廷倾轧，远远超过兄弟阋墙，争权夺利的范围，它是‘汉法’与蒙古旧俗之争，关系到蒙古帝国的存亡和历史的进退。”（注：《新编元朝演义》，第163页。）在这场斗争中忽必烈暂时失利了，他在漠北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在蒙哥汗的‘先除羽翼，后治魁首’的策略面前，忽必烈忧惧非常”（注：《六朝帝师八思巴》，第74页。）。姚枢等人在危难时刻不但没有抛弃他，还帮助他摆脱了这次危机。“枢曰：‘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及世祖见宪宗，皆泣下，竞不令有所白而也，因罢钩考局。”经历这次共患难，忽必烈与儒臣和汉族地主之间结成更加牢靠的同盟关系。为保持这种关系，取得支持，他得势后势必进一步采用汉法，南移统治重心。但忽必烈毕竟不能只依靠汉臣，迁都并非完全代表汉族地主的利益，这也是塔察儿、未哥等蒙古统治阶级有识之士的要求。他们主要在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女真等地区活动，深受汉文化影响，要求推行“汉法”维护自身利益，坚决支持忽必烈迁都。
    第二，躲避打击，确保汗位。1260年忽必烈登上了汗位，但并不意味着合法与稳固，相反，忽必烈称帝是不合法的，所以也是危机四伏的。蒙古大汗的产生要经过忽邻勒台会议推选，而且要有成吉思汗家族各支系、诸王贵族参加，在鄂嫩河、克鲁伦之地举行才算合法，尽管要经过明争暗斗，但形式上总要召开该会议，由诸王推举，被推选之人必经过一番推辞，才能即汗位。窝阔台虽有成吉思汗遗命，也仍然召开忽邻勒台会议，且推辞多日。忽必烈1260年3月在开平召开的忽邻勒台会议虽有塔察儿等诸王的参加，也保留了选汗的形式，却是在汉地举行并只召集了自己的亲信诸王，并没有术赤、察合台系后王的参加。忽必烈“无论在保存形式上怎样用心，也难以掩盖这个突然举行的推选，如果不说是一种骗局，显然具有同盟举兵的性质”，（注：《蒙古帝国史》，第255页。）因为他没有给予有选举权的其他各系诸王们时间和机会来行使权力。他不能等，他必须要赶在阿里不哥之前，所以忽必烈的即位是“不合法”的。同样，阿里不哥在哈剌和林称汗也“不合法”，“阿里不哥先据和林而自立，夺燕云以成犄角，党黠帅而为应援，盘势横恣，抗命拒兵”。（注：《纲鉴合编》卷38，元朝总记。）击败阿里不哥后，并没有消灭隐患，终忽必烈有生之年，“北御海都、昔里吉、乃颜之乱”，（注：《蒙兀儿史记》卷8，忽必烈纪六下。）北方诸王叛乱此起彼伏，从未停止。海都等一此守旧的蒙古藩王主张蒙古旧俗，反对忽必烈实行“汉法”，1268年“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注：《元史》卷125，高智耀传。）甚至多次兴兵问罪。1271年，海都等骚扰天山南北诸地，1276年昔里吉叛，1287年乃颜叛，均被挫败。其中海都于1277年还曾占领哈剌和林，“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使我们不禁怀疑，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来说威权是否消失。他可能正在完成中国的征服，但是他不得不丧失上亚细亚”。（注：《蒙古帝国史》，第263页。）也就是说忽必烈已丧失了对漠北的控制能力。尽管元军后又恢复哈剌和林，控制漠北，但忽必烈绝不会留在这里，因为这里随时会遭到突袭，所以只能转移统治重心了。事实上北方诸王反对忽必烈并非只因为他行汉法，而是他们本就不服，希望推翻忽必烈，澄上汗位，“海都者，……世居北方，自定宗以来，日寻干戈。至元初即有叛意”，（注：《元史纪事本末》卷2，第15页。）反对汉法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西北动荡40余载。
    综上所述，阿里不哥的存在，西北、东北诸王的存在，对忽必烈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经过40年残酷的战争，忽必烈击败了阿里不哥，但却不能彻底消灭掉反对自己的西北、东北诸王，事实上他在漠北的势力也不如阿里不哥大，并不能保证阿里不哥等人不会东山再起。因此，定都哈剌和林，实在是一种冒险，而把它作为中原的屏障，作为缓冲地带来抵御北方不断的叛乱，不至受到直接威胁，却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战胜阿里不哥后，1264年8月，“刘秉忠请定都于燕，元主从之，诏修宫室城池，以燕京为中都”，（注：《纲鉴合编》卷36，南宋纪。）也就是说，燕京从1264年夏改名为中都开始，就已经成为忽必烈事实上的统治中心--都城了。事实上，忽必烈迁都大都以中原的人力、物力为依托反而可以更好地控制漠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