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不同，西方封建行会不仅排斥外地人，而且排斥本地人入会，这在行会规章中有突出的表现。13世纪巴黎羊毛织工行会章程规定：“如果没有从国王（处）购得手工业执照，任何人不得在巴黎做羊毛织工。”“如果自己没有从事手工业的本领，如果又不是匠师的儿子，任何羊毛织工及任何其他人，在巴黎地方的界限内，不得拥有作坊。”[（16）]有的行会章程歧视农奴，禁止其入会，有的固定会员人数[（17）]，拒绝任何人加入，有的则规定学徒的籍贯必须是本地人[（18）]。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会的排他性日益严重，14世纪以后，行会对外几乎将大门完全关闭了，史学界通常称之为“关门主义”。这时会员资格被限制在匠师亲属范围内，不仅行会之外的熟练工人不得入会，即使行会之内与匠师没有血缘关系的帮工、学徒也被堵塞了晋升的道路。成为永久的帮工、永久的学徒。刘启戈先生列举了这一时期行会阻止外来者入会和帮工晋升的一些做法，其中几种很说明问题：提高入会费用，使普通帮工无力缴纳；提高“匠师作”成本（资产标准），使入会者无力负担；审查入会者三代祖先是否为本城居民或自由人；规定所收学徒将来不能成为独立店主[（19）]。商人公会章程也表达了类似的精神，甚至规定对那些已经入会但不合条件者予以开除。英国“林城圣三一基尔特常例与习惯”第五款规定：“如因长老及众会员不知实情，已被接纳入会者，则一经查明并合法证实后，此人即应丧失基尔特会籍。”[（20）]
    行会的排外性必然限制人口的自然流动，这在城市之间，尤其在城乡之间，表现十分显著。西欧在14世纪以前很少有超过5万人口的城市；15世纪以前则极少有达到10万人口的城市[（21）]。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行会的排他性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前文说城市关闭大门并非指禁止农民进城办事。农民可以进城，甚至可以长期居住，但行会的排外性使他们难以谋生，所以大多数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乡下[（22）]。正因为如此，在英国政府工商业政策召唤下来到英国的佛兰德尔纺织工匠不得不定居在西部广大的农村地区，或虽居城市必须受到国王的特别保护[（23）]。也正因为如此，13世纪末14世纪初农村出现“人口过剩”时，城市人口较前并未显著增长。如果说15世纪以前因人口统计资料缺乏，行会的排他性对人口自然流动的阻碍作用还看得不够清楚，那么，15世纪特别是16世纪以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则可从反面证明我们的论点。这里选择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几个城市作为分析对象[（24）]：
    从表中可以看到，伦敦自1400年以来，人口平均以每50年11.3万的速度增长，增长率为88%；阿姆斯特丹自1500年以来以4万多的速度增长，增长率为101%；巴黎因资料缺乏，只能从1600年算起，增长额为10万以上，增长率为33%。那么，英、荷、法城乡人口总增长情况如何呢[（25）]？
    由以上两表比较可见，伦敦每50年的平均增长率是英国决增长率的8倍；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4.1倍，而巴黎则是法国的3.3倍，这些城市何以出现如此高的人口增长速度？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其中行会的解体肯定起了重要作用。行会的解体不仅意味着行会的排他性消失，禁律洞开，而且使行会作为生产、贸易的组织本身开始广揽人才、扩大生产规模、向手工工场转化。此前，行会章程一般规定一个师傅招收一名帮工和一名学徒，但现在不同了。16世纪中叶，伦敦一般匠师可拥有4名帮工，同时招收2、3名学徒和2、3名仆人[（26）]。诺威奇、约克和考文垂分别于1496、1519和1524年规定，工匠可以无限量招收学徒[（27）]。考文垂1550年招收学徒仅34人，而在1640-1649年间招收的学徒激增为188名。再看16世纪的伦敦，街头挤满了失地农民、寻找工作的帮工、学徒和手工业者。而就构成成份而言，这时的“伦敦居民……是由英国各地居民组成的”[（28）]。而这些外地人已经或正在为这里日益发展的工商业所吸收。
    但这一时期西欧城市的人口变化并不都象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一样，有些城市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趋势，例如英国的约克、考文垂和莱斯特[（29）]。这些现象是否与我们的论点相矛盾呢？回答是否定的。那些手艺人和小商人所以能够和敢于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城市是因为可以找到更好的生活生产条件，这恰恰是行会解体的结果，它一方面使匠师们摆脱了故乡行会的种种羁绊；另一方面又为他们客居他乡创造了条件。
    我们并不否认西欧在15世纪以前也存在中国那样农民自然入城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的现象，但肯定地说，这没有中国突出。可以认为，中国因行会的接纳性特点，乡下人入城导致城市人口呈持续加快增长状态，而西方则因行会的排外性而长期不绝如缕。大体说来，在城市兴起之初，城市人口有过短暂的快速增长，但旋陷入长期缓慢甚至有时无别于停滞的状态。迨至中世纪晚期，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行会组织已显过时，人口复现迅速增长甚至激增之势。
    西欧封建行会的排外性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它阻碍了人口的自然流动，限制了技术的传播交流，影响了技术分布的合理趋向。人口难于流动就难于形成竞争环境，而缺乏竞争便不会有真正的技术流布。所以与中国不同，西欧中世纪的技术多半是较小范围内的土生土长，而土生土长的技术在缺乏外部竞争的条件下很容易造成垄断，这又必然进一步限制技术流布，影响技术布局的优化。这样说并非否认西欧也存在技术交流。但如果有比较合理的竞争和比较合理的技术布局，西欧工业革命的晨钟或许鸣响得更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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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观中西行会史，竞争是中国行会的基本特征，均平是西欧行会的主要特点。中国封建行会自隋唐以迄元明，对于会员的经营、逐利总体上采取放任态度，行会会员之间存在激烈竞争。至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才出现比较明显的限制性规章，但即使如此，竞争在经济活动中仍很激烈。西方封建行会自始便限制竞争，防止分化，会员之间大致上处于均衡状态。
    在中国，行会形成之前工商业者之间的竞争是构成行会内部竞争和接纳性特征的基础。中国封建行会形成于唐宋之际，此时，封建城市已有千余年的发展，由于工商业者没有形成相关组织对工商业活动进行干预，竞争一直存在而且不断发展，这就必然导致工商业者的分化。正是这些贫富悬殊的同行集中在一起，组成了行会。因此可以说，行会在城市母腹的孕育过程中即已遗传了竞争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