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九四年
    1994年有关隋唐史研究的论文不多，根据笔者的统计刚刚超过50篇，而且特别优秀有份量的成果较少。古畑徹曾经承担过1991年日本隋唐史研究的评介，他指出没有出版共同研究汇编的论文集或纪念文集是1994年研究成果较少的直接原因。今年（1995）早些时候出版的《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文集--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汲古书院出版），刊登了17篇有关隋唐史方面的论文。假若此书在去年发行的话，1994年的论文数就接近了70篇，情况就会大不相同。象这样仅仅限于一年时间内进行某方面的展望就变得意义不大，尽管如此，研究者为了出论文集在各种限制条件下撰写论文也不能算是好现象。我很敬佩隋唐史学者的努力，同时也希望1994论文数较少这种现象不是日本隋唐史研究长期低落的表现。还有，1994年的特点是有关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极端贫乏，几乎没有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史方面精致深刻的论文较多，是个大丰收。在研究社会制度时，不仅探讨制度的沿革，而且围绕着与社会变化相对应的整个制席变化进行研究，就变得带有一些社会经济史的性质了。因此，本节不强求把论文分成政治制度史与社会经济史两类。当然，为了叙述方便，下文仍然依据政治制度史与社会经济史的顺序进行评述。
    1994年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菊池英夫的《唐初作为军制用语“团”的用法（一）》（《纪要》〈中央大·文）〉一五四），菊池氏近年一直研究府兵制，上文在总结原有成果的基础上，概括论述了与日本律令制的“军团”这一用语也有关连的“团”的用法及其意义。他特别探讨的是，北朝军户组成的乡团至唐初已经消失，从普通民户中征兵的唐朝府兵制得到确立。军户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成为隋唐府兵制改革的前提，因而讨论兵农合一或兵农分离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观点。高桥徹的《试论卫官与勋官》（《呴沫集》八，1993）也是关于府兵制的论文。唐朝卫官中引人注目的是亲卫、勋卫与翊卫，著者考察了包括折冲府系统卫官在内的卫官与勋官的成立过程，认为隋炀帝制定散官制把军府合并到鹰扬府中去时，西魏以来品位等级与军队各级指挥官对应一体的传统被破除，卫官体系是一种与职事官、散官并列的官职类型。其后贞观律令促成了文武散官体系的完成，那种足以左右统兵官的勋官性质基本消失，最终建立了散官与卫官的新体制。有关唐初的情况，这里想多说几句。上文以为唐代文官居优的散官、职事官体制与科举制的形成，以及征伐高句丽的战争告一段落，可以看作清算和结束了西魏以来的府兵制国家。而谷川道雄的《府兵制国家论》（《龙谷大学论集》四四三，1993）指出，府兵制本来是兵民分离的，统率兵户的地方豪强自发地参加到关陇贵族所建立的各朝政权，唐代折冲府主要集中于关中也反映隋唐时的府兵制仍然具有亲卫君主的国军性质；而且隋唐时的贵族制应该说是一种想超越门阀与非门阀区别的新型贵族制，府兵制则为这种新贵族制的实现形式。想要评价地方势力的自发性仅是谷川氏个人很感兴趣的讨论，尽管如此，仍会使我们产生以下想法，即如果国家权力中枢多选择亲卫军出身之人，则整个国家政权的性格难道就不等同于建国初期统治者集团的性格吗！这在以前进行汉高祖集团分析时已经讲过。象菊池氏所说的那样，军户向民户的转换过程中府兵制性质是否发生变化，在这一点上很想听听谷川先生的见解。读了以上论文，会使人深切地感到，很有必要加强对法律体制逐渐形成过程中的隋朝历史的研究。
    主要探讨唐代宫廷中皇帝与臣下关系的松本保宣，近年撰写了三篇论文：即《关于唐代前半期的待制》（与垣见岳秀同著《论苑》〈姬路工大·一般教育〉四，1993）、《再论唐代后半期的待制与次对官》（《立命馆文学》五三三）、《关于唐代后半期的正殿廷奏》（《立命馆文学》五三七）。他的第一篇论文指出，唐前期的待制官待命禁中附近的诸门与衙署，其议事场所由唐初的左掖转移到文明元年以后的右掖，反映出中书省较门下省优越的趋势；同时，还有一些被安排在宫城内部各处以便皇帝随时召见。前半期待制的这种“每日体制”，到后半期以清望官六品以上为待制官时，变成了公共行政组织的“坐日待制”。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难道不是宦官对皇帝与外廷臣僚之间关系的阻隔与疏远吗！第二篇文章具体论述了唐后半期的待制与次对官制度。他认为，在唐前期随意的、充满人情味的君臣关系基础上实行的待制官，到后期逐渐转变成被时间、地点与职务所限定的有组织的东西，同时伴随着宫中诸殿宇的功能分化，这些都反映了皇宫中皇帝与臣僚之关系也走向制度化，也可看成皇帝走向独裁专制的先兆。第三篇论文将延英殿请对与正殿对奏进行对比。唐前期的正殿对奏又叫做对仗或仗下奏，安史乱后延英殿对奏开始实行，贞元十八年正殿对奏被废止，仅仅剩下了延英殿对奏。这意味着皇帝在延英殿上可以赐予任何官员以恩宠，赋于他们超越一般正殿常参官的位置，而以谏官为中心的部分臣僚因敢于坚持正殿对奏从而创造了直谏的形式。唐后半期这种君臣关系的制度化，导致臣下与皇帝直接争论的事情消失了，松本保宣把这些看作是宋代皇帝专制化的开端。不过，他也把宦官势力的抬头看作是唐后半期君臣关系疏隔的一个原因，并不是把待制官制度和对奏的上述变化一概都归结为皇帝权力的强化。在第二篇论文中，他还指出了翰林学士与皇帝的关系，必须进一步考察清楚，第三篇论文中关于贞元十八年以后的正殿对奏，也有必要明确有没有支持谏官的势力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