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川正晴《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中所见的“乌骆”》（《内陆亚细亚语言的研究》九）认为，阿斯塔那出土的“唐年次未详（显庆二年--）三月西州馆典高信贞牒”（拟题）所见的“乌骆”一词系古土耳其语"ular"的音译。同文还指出，唐势力影响以前的中亚地区存在着西突厥可汗统治下的游牧民族和绿洲国家供给交通驿马的体制，这也被唐代吐鲁番驿马供给制度所承袭。本文应该说是荒川氏近年有关唐代中亚地区交通运输研究的新进展。去年有关唐代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论文只此一篇。荒川正晴译注Ⅱ·N·古依夫斯基（音译）所著的《苏联联邦科学院东洋学研究所所藏敦煌写本中的官印与寺印》（《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九八、九九）介绍了标题所示的官印和寺印。这是一项虽然简单但却很有利于考证文书年代的重要工作。陆续发表的墓志在上述各论文中多有利用，不过，爱宕元《论墓志铭的曲笔》（《历史认识与历史意识》）指明了纥干承基这个人的墓志中有极端的虚假之辞，也启示我们在利用墓志资料时应该仔细。高桥继男的《主要反映在石刻上的国号“隋”字的研究史》（《历史认识与历史意识》）主要介绍了岑仲勉提出的唐朝时期隋-隨-隋变化的论点，认为其余有关论述“隋”国号含义的各家观点，有必要深入细致地阅读隋唐石刻资料而进行修正。高桥继男还作成了《〈石刻史料新编第一、二、三辑〉书名、作者索引》（《研究年报》〈东洋大·亚非文化研〉二八），为活用庞大的石刻资料提供了方便。
    在有关少数民族与国际关系方面，堀敏一的《日本与隋唐王朝之间递交的国书》（《律令制与东亚世界》）指出，隋唐王朝对日本的国书形式因情况不同而有变化，反映了东亚国际关系中存在着藩属名义的成份，而更多的情况是由于各时期条件的不同发生着较温和的变动。本文对想从一个时期的交往中评价全面的中日关系的态度给以支持，而批评了笔者主张的用国书形式来推定国际秩序的方法。对于后一点，我不久就会有答复。石见清裕的《唐朝规定的内附部落民众的上奏方式》（注此文为代表，此外尚有长泽和俊《亚细亚国际交流与地域文化》，平成四、五年科研费报告书）讨论了内附部落上奏的两种方式，一种是编入州制的少数民族，其文书要经过州政府呈上朝廷，见之于被称作开元户部格的斯坦因文书一三四四刊载的垂拱元年勅；另一种是蕃臣的表奏直接呈上朝廷，这是《册府元龟》卷九九二所载开元九年诏所作的规定。作者认为前者很有可能为开元三年格或七年格。这些反映出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策在武后朝与玄宗朝相差很大，逐渐表现出对外扩张的趋向。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东方学报》京都六六）介绍考释了1990年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刻文。从中可以明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国的时间在显庆三年六月，其目的是调查唐朝经营西南地区的效果，而吉隆县是吐蕃与尼泊尔间主要交通路线之所必经；而且铭文中的“杨童”可以视为“羊同”的同音译体，因此可推定“小羊同”的地望。古畑徹《关于抄本系〈唐会要〉卷九六靺鞨》（《历史认识与历史意识》）推断抄本是转抄自静嘉堂文库所藏康熙抄本的这一部分，因为从武英殿聚珍版开始，《唐会要》就分立了靺鞨与渤海两个篇目。丸山裕美子《关于唐国勅使韩朝彩的备忘录（注：觉书系指照会、备忘录、纪要之类的文书。）》（《续日本纪研究》二九○）指出，在标题所示之备忘录天平宝字八年七月甲寅条中出现的韩朝彩这个名字，也出现于《新唐书·田承嗣传》中，从中可以知道，为了打探日本僧人戒融归国后的消息，他从渤海经山东半岛前往新罗。在田承嗣叛乱时，唐政府为借助其经验，令其为宣慰使前往河北，这反映了当时的各国都有收集国际关系情报的人员。山内晋次《延历遣唐使带来的唐与吐蕃情报》）《史学杂志》一○三--九），把《日本后纪》延历二年六月条中所载遣唐使归朝报告中的“唐消息”与中国史料相互对照，指出其内容足以信赖。唐与吐蕃的交往主要围绕着“唐消息”中的和蕃公主，这方面不仅重要，而且也有趣。从日本的文献中也能找到与中国史有直接关联的史料，以上两篇论文是这方面的最好范例。山本德子《关于唐代的医疗》（《立命馆文学》五三七）以《唐六典》太常寺太医署条与日本职员令典药寮条互相对照，论述了唐与日本医疗制度的差别及各自所重视的医疗方法的不同。
    在文献与文学方面，引人注意的是友永植《不空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小考》（《经要》〈别府大〉三五），唐代的译经工作除了从事翻译的僧侣以外，政府还委派官僚作为领导，而不空翻译上述经典委派的不是一般官吏，而是鱼朝恩这样的大宦官。这不同寻常的举动说明是为平定与鱼朝恩等对立的仆固怀恩叛乱才进行这次译经工作的。本文以具体的例证说明了佛教经典的翻译与当时的政治动向密切结合，是篇好论文。吉川忠夫《姚崇宋璟论的周边》（《历史认识与历史意识》）通过中唐人刘轲对姚崇、宋璟的评价，揭示出《新唐书》把刘肃《大唐新书》与今已散逸的柳芳《唐历》作为基本材料的这一事实。在户崎哲彦对柳宗元的一系列论文中，这里举出其《〈文苑英华〉注记的阶层性》（《彦根论丛》〈滋贺大·经济〉二九一），著者详细阅读了《文苑英华》所收柳宗元的作品，指出同书的注文中，不仅有正文的混入与柳宗元的自注，而且还混入了从北宋到明代学者的数段注释，提醒人们在引用其书注文时应该特别注意。美术史方面，小山满《隋代的龙门石窟》（《创大亚细亚研究》一五）认为，龙门石窟中关于隋代纪年的铭文虽少，从刻纹与文献等方面却能推定隋朝的重修活动。本文尝试着要把龙门石窟与隋朝的崇佛政策结合起来。胜木言一郎《关于中国阿弥陀三尊五十菩萨图的图像》（《佛教艺术》二一四）针对把上述图像的中心看作是释迦的新观点，详细介绍了四川省梓潼县存在的刻有贞观八年铭文的卧龙山佛岩造像，并论证了其中心应该是阿弥陀佛。石田肇、铃木勉《书道博物馆藏梵钟二题》（《史迹与美术》六四--一○），介绍了书道博物馆所藏刻有广德二年铭记的唐代钟，并认为它在日本的中国钟中第二古老。
    在单行本中，迎来古稀之年的堀敏一先生付梓出版了二本论文集，即《中国古代史的视点》和《律令制与东亚世界》。他的各种单篇论文已经很难购置，这次结集使今后阅读起来变得容易多了。可惜的是没有收录《隋代东亚的国际关系》一文。爱宕元对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译注（《东洋文库》平凡社）知识丰富，对读者大有裨益，这主要得力于他对永年都市史的研究。不过，也有璧玉之瑕，如在大荐福寺的说明中，他说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都是在大荐福寺中写成的。其实不然，上述两书是义净归国之前在国外写成的。松浦友久著《李白传记论》（研文出版）是关于李白传记诸问题的论文集成，对历史研究者也很有用。大室雄撰写了《监狱都市》与《全景画的帝国--中华唐代人生剧场》二书（皆由三省堂出版）。前者是他的系列作品之一，以唐初到武后时期的皇帝为中心，塑造了一批当权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