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对外关系石见清裕《关于唐朝内附少数民族的范畴规定》（《国家和民众》）认为，唐朝规定把编入羁縻州的当作内附少数民族，并特别为其制定了赋役令。内藤绿《〈张君义文书〉与唐突骑施娑葛之间的关系》（《小田论集》）以《张君义文书》为中心，从景龙三年安西都护府与突骑施战争的战后处理方面，论述了唐朝与突骑施娑葛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否认这次军功时，以司令官更替为由是无视士气之举，如果说成是手续办迟了就会稳当得多。韩升《关于隋和高句丽的国际政治关系》（《国家和民众》）认为，东亚的国际关系自隋朝建立即由以前的名份上的关系向实质性的君臣关系转变，隋朝远征高句丽就出现在国际外交这种大转变的背景之下。池田温《关于天宝后期唐、罗、日之关系》（《唐史论丛》）在天宝十一、十二载以唐、新罗、日本之间的遣使互访、日本与新罗席次之争的真伪、唐使萧颖士招请这三个方面，整理了基本史料，介绍了主要观点，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买新罗物解》中可以窥探出唐、新罗、日本之间的交易状况，遣使的史料中也显示出突出政治意向的可能性；针对传统上视席次之争为虚构的观点，认为今后应该对此进行重新考证，加以证实；关于萧颖士招请之始是对新罗与日本的哪一方这个问题，他仍然维持传统的新罗说。榎本淳一《论见于〈性灵集〉的“竹符”、“铜契”文书》（佐伯有清先生古稀纪念会编《日本古代的传承和东亚》，吉川弘文馆）认为，《性灵集》所见的“竹符、铜契”是汉代以来作为外交使节信物使用的铜鱼符，而“文书”则是官家凭信也即是写有公私物品的名簿。而且提出以下新观点：在空海入唐朝的贞元二十年以前，唐朝政府强化了外交使节的出入境规章制度，整顿完备了以私贸易为前提的新的出入国境管理制度。如果以上官家凭信说成立的话，则也可以考虑这个措施也有适用于国内物资贸易的可能性。
    宗教、文字、美术阿斗妮偌·佛鲁台（音译）《七-八世纪的中国官寺》（《古代文化》四七--七）以则天武后期的大云寺和官寺名称问题这两方面为中心，对唐代四次在全国范围内设置的官寺情况展开了论述。手岛一真《唐代宫中的佛教和道教（上）》（《立正史学》七八）把房山收藏的经典著作宫中所有的一切经典。根据茂树氏的研究，《金仙公主奏》较接近官文书的原形，假若参考一下近年官文书的研究成果，比如中村裕一的《唐代制勅研究》（汲古书院1991），上述观点应该订正。
    《隋书经籍志详考》是去年的大收获。其开头的解说可以视作精彩的目录学史，正文用注的形式说明了各序文的职材之源，且在关于历代主要书目的著录状况、辑本的注记等方面都有较周到的处理。藏中进《则天文字的研究》（翰林书房）是关于这方面第一本深刻的学术专著。在文字方面，中唐时代的研究引人注目。川合康三《终南山形态的变化》（《中国文学报》五○）指出，以盛唐到中唐时代认识的变化体现在终南山形态描写的变化上。吉川忠夫《刘轲传》（《续编》）通过探寻中唐时期由僧人到进士及第六轲其人的生活轨迹，描述了中唐时代的风潮与士大夫的情形。爱甲弘志《关于皮日休的〈补周礼九夏系文〉》（《礼制研究》）以为，皮日休的文学是建立在礼乐的基础上的，所著《补周礼九夏系文》中可以找到明证。下定雅弘《没能成为宰相的白居易》（《中国文化论丛》四）从白居易会昌前后的诗歌论证了他对宰相的执着是终生不渝的。只是在其散文中没有这种愿望的表现，这方面还应该深入思考为好。丸山茂《白居易的朋友们》（《东洋学论集》）把白居易的朋友分成动型与静型两类，认为两类朋友共同具有的“诚实”品性给白居易的交友关系带来了平衡。宫内克浩《关于刘禹锡〈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国学院杂志》九五--三）探讨了刘禹锡和吕温的学问与政治观点。西原一幸《敦煌出土〈正名要录〉记载的字体规范体系》（《东方学》九○）以为，《正名要录》的异体字鉴别标准是隋唐两代一贯坚持的。柳川顺子《虞世南〈北堂书钞〉的编纂意图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东方学》九○）认为，虞世南基于把宫体诗当作亡国之音这种复古的价值观，希望通过编纂类书来达到他文体改革的目的。福满正博《唐代的说唱故事》（《纪要》〈山梨县立女短大〉二八）是关于陈汝衡《说书史略》中俗讲、变文部分的译注。吉田隆英《乌鬼与鸬鹚》（《小田论集》）把见于杜甫诗歌中的“乌鬼”考证为水赖，认为唐代已经有人工饲养鸬鹚以进行捕鱼。不过，这方面数量不多的专文如中村治兵卫的《中国渔业史的研究》（《中村治兵卫著作集2》刀水书房），对此持否定态度。
    秋山进午《隋唐式铜镜综论》（《纪要》〈泉屋博古馆〉一一）根据对有纪年坟墓中出土的铜镜及其样式的研究，把隋唐式铜镜进行了编年。这种从社会背景上解释样式变化的研究方向应该得到肯定，遗憾的是还缺乏确证。龟井明德《唐代“秘色瓷”的实像》（《月报》〈专修大·人文科学研究〉一六四）基于对法门寺出土唐代秘色瓷的参观考证，认为秘色瓷是越州窑生产的历史上特异的青瓷制品。只是气贺泽保规的《法门寺出土的唐代文物及其背景》（砺波护编《中国中世纪的文物》〈京大人文科学研〉，1993）对秘色瓷有另外的解释。
    最后，从整体上谈谈应引起注意的问题，首先是校勘的不准确特别明显，这里不想一一摘引。校勘工作虽很细微，但却关系到整篇论文结论的可靠性，希望今后能慎重对待。其次是我很意外的没能读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报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