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村落、宗族唐都长安人口100万的观点是学术界较普遍的认识，不过，由于缺乏明确的证据，对此问题仍众说并存。近来发表的严耕望《唐长安人口数量的估测》（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一文提出了170万说的新观点。妹尾达彦《唐长安人口论》（《国家和民众》）认为，严文依据的史料缺乏可信性，应该建立在足以信赖的史料基础上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并通过对天宝元年京兆府户口统计数与《长安志》所载长安县编户四万余以及韩愈《论今年权停举选状》的考证，得出了八世纪前半长安人口70万的结论。后者也主要建立在推论的基础上，可备一说。户崎哲彦《柳宗元的故乡与唐长安城（上）》（《彦根论丛》二九六）把柳宗元的山水诗看作乡土文学，判定其诗中称作故乡的地方；他认为柳所称故乡有四个，即祖籍的河东解县、作为邸宅的长安亲仁里与善和里，以及长安城外的庄园。善和里是新说。计划最近出版的《Tun-huagnand Turfan Do-cumem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Ⅳ》（东洋文库）刊载了二篇与社文书有关的论文，即石田勇的《敦煌〈社文书〉研究序说》、土肥义和的《有关唐北宋间“社”的组织形态之考察》。前文以社文书所收的转帖为中心进行解题序说。后者是篇幅超过了70页的巨著，利用了没有公开出版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有关“社”的文书等，考证了以敦煌为中心广大地区“社”的实际形态。长部悦弘的《陆氏研究》（《续编》）在前篇研究北魏宗室元氏的基础上，以胡族八姓中最早汉化的陆氏一支为例，探讨北魏汉化政策的政治性成果。在这里明确了军人色彩强烈的家族逐渐向重视教育学问转移的过程。铃木正弘《唐代中期的教育界》（《亚细亚教育史研究》四）论述了安史乱后由江南地方官及迁入士人阶层推动展开的儒教文化的浸透、教育的振兴、古文运动等等。本文在强调迁入士人阶层对教育的重大作用时，仅仅举出梁肃一个例子，会使人产生能否代表一般化的疑问。
    军制气贺泽保规《府兵在唐代府兵制中的位置》（《续编》）考察了中国中世纪兵士的情况。他有关府兵的研究是从对滨口重国说的怀疑开始的。他再次探讨了所谓兵民合一的府兵制下兵士的负担状况，认为假若府兵与民丁的负担日数相同，则府兵方面的负担就要加重许多，府兵较一般平民的地位为高，所以府兵制并无兵民合一的性质。他还以为从后汉至隋唐的兵制都应该从兵民分离的观点进行理解才行。气贺泽保规另一篇《关于北朝与隋的军人》（《国家和民众》）也是从这样的角度进行论述的。针对把《隋书·食货志》开皇三年课役规定的“军人”理解成军与民两方面的观点，在考证军人史料的基础上，从当时军士的形态、国内状况判定，上述“军人”之“军”字属于“衍”字。以“军人”连写的文献还有《册府元龟》卷四八六《邦计部·户籍》条。菊池英夫《关于西域出土文书中军制用语“团”的运用实态》（《国家和民众》）探讨了府兵制组织单位“团”的运用实际状态。他认为“团”是在折冲府统辖下，受校尉直接指挥，作为日常生活性的集体而组织起来的，它与折冲府有文书上的交往，作为点兵、上计等事务上的单位在发挥作用。爱宕元《唐代府兵制的一个考察》（《续编》）用墓志资料考察了折冲府武官职的运用，七世纪后半，折冲府的形式化招致武官职的滥授，以至被视作闲官，府兵制解体后变成了名义上的品阶官职。菊池、爱宕两位先生的上述研究虽然手法各异，但在具体解剖某种职官运用实际形态方面都很成功。
    财政、经济清木场东《唐代的惠民（一）、（三）、（五）、（六）》（（一）、（五）、（六）与（三）分别刊登于《产业经济研究》三五--四及木下悦二编《经济学方法的现在》，九大出版会）与《关于唐代的赐》（《国家和民众》）是关于唐代惠民与赐的系列研究，而他把这些研究看作是自己唐代财政支出研究的一个环节。惠民主要指对受灾地区赈济的财物支出，是皇帝基于天命思想的恩宠与施与。赐是一种语义上的用语，绝大多数用例是皇帝之恩赐，这是一种皇帝对臣下的恩宠，同时伴随着财物的奖赏。因为其手续与形式复杂多样，有必要明确其赏赐之原因及细节。池田温《唐朝开元后期土地政策的一个考察》（《国家和民众》）介绍了最近公布的北京图书馆藏《开元新格残卷》所改的勅五种，认为从开元之勅和天宝十一年诏令中可以看出皇帝仍有坚持实行均田制的意向。冈野诚《唐代食封制的一个问题》（《国家和民众》）向所谓的“七丁封户”论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本文追加了《册府元龟》中的新史料，论证了七丁说的观点可以成立；同时又指出，七丁封户是相对于四丁封家来说的，它是在遭受水旱灾害国家豁免赋役时作为最高限度而使用的，用以保障国家优惠政策的实施。著者也认为以后要寻找实际例证来检验其是否正确无误。山根清志《唐代前半期的括户政策及其东迁规定》（《国家和民众》）认为，在括户时，括出的逃户是回归原籍还是附籍现住之地是由政府的意志决定的，逃户无自由选择的权力。他的另一篇论文《有关武则天充实“神都”政策的几个问题》（《古代都市》）认为，则天武后时实施的徙民洛阳数十万户的措施，包含有从雍州等七州的移户即徙民与浮逃、伪籍的入籍二个方面，而且后者占了较大比例。他还指出，这个政策旨在充实神都洛阳，降低长安的地位并排除西京旧官僚的影响力。对括户带来的影响似乎估计过大。期待有续考。船越泰次《两税法研究史（三）》（《史学论集》〈山形大〉一五）以日野开三郎的成果为中心，整理总结了日本学界两税法研究的状况。他还有《唐代两税法略论》（《东洋史论集》〈东北大〉六）一文，概括了他自己在两税法研究领域的所有成果。上述两文都被收入近期出版的《唐代两税法研究》（汲古书院1996）一书，希望有专门对此书的评论。大泽正昭《〈耒经〉管窥》（《国家和民众》）给渡部武翻译的《耒经》增加了自己的注释，并且绘出了以《耒k22i611.jpg经》为基础的犁的复原图。只是对图像中料的利用有必要引起注意。这里想稍作说明的是绘图者误解了被当作例外的李寿墓中的犁耕图。以下介绍与吐鲁番出土文书有关的论文。町田隆吉《六至八世纪吐鲁番盆地的谷物生产》（《国家和民众》）视文书中的“秋”为粟或黍类秋熟作物，认为当地存在有大麦与秋的二熟制、小麦的一熟制、单秋（粟或黍的一熟制等多样的种植方式。大金富雄《唐代西州租佃关系的一个侧面》（《国家和民众》）注意到租佃契文的写法变化，认为从西州时代和租佃预付方式来看，优先考虑的是提供钱谷，同时又把租佃当作货币那样动辄转手，这种消费性质的借贷关系也已明显表现出来。荒川正睛《北庭都护府的轮台县和长行坊》（《小田论集》）通过对阿斯塔那出土的一系列有关长行坊文书的分析，明确了天宝十三四载交河郡长行坊的运营形态。交河郡长行坊的营运起点设置于郡治以外北庭地域的要冲轮台县，这种双重的运用制度是因为有必要建成吐鲁番和轮台县一体的公用交通体制，以有力地支援当地的军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