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九五年
    1995年发表的论文中，评者过目的是以下68篇。1995年出版的《国家和民众》、《小田论集》、《续编》（均为论文集的简称）三部论文集尽管可说是宏篇巨著，但1995年研究水平与前年也没有多大差异。另外，如《续编》象征性提示的那样，现在的史学界正处于一个转换过渡时期，这从标志着研究水平到达一个新高度的同时又是一个新起点的《岩波讲座世界史》和《中国中世纪史研究》中可以看出来。那么，在转换期的今日，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前人提倡的问题意识、基本视角、方法论与历史认识呢？举例来说，讨论时代区分论的谷川道雄在其《〈中国中世纪〉再考》（《续编》）一文中，在确认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是为了展望未来的基础上，重新论证了六朝等于中世纪之说，结论与前没有变化。不过，领导本专题研究的他对近年来历史研究的评价是“过分细分化、琐碎化，目的缺乏，时代感薄弱，对社会表层现象关心较强而对社会基层构造的研究较少”，这种概叹也应是能够理解的。的确，在看不到未来的今天，时代区分论或许会成为一个失去魅力的问题。虽然历史研究者考虑把哪个时代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常常应该以自己的标准进行相应的时代划分。还有另一方面，被判定为“琐碎化”的研究并不能认为毫无意义。所谓社会史研究的兴旺理应向我们展示历史的趣味性，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有益的。象这样在批判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无论怎么说，能够借助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化、敦煌吐鲁番文献利用普遍化、墓志石刻史料的整理以及目录索引类的充实增多等等现实有利条件，构筑一个与二十几年前不同的全新的隋唐社会历史形象，是当今隋唐史学界追求的目标。
    政治冈崎文夫出版了他的隋唐通史性著作《隋唐帝国五代史》（平凡社），据古畑徹在《东方》一七七的介绍，本书为先生大学讲义的整理。关于隋朝与唐初的政治，有谷川道雄的《隋末的内乱与民众》（《东洋史研究》五三--四）与《隋唐的更替与政治伦理》（《唐史论丛》）两篇论文。前文形象地描述了本来非政治性存在的普通民众，由于残酷的专制统治而走向起义，也可说成是他们对残暴剽掠的自卫。后文从官僚的人格侧面探讨了中国官僚制度的特征，主要以炀帝朝官僚的地位和《贞观政要》中的君臣论为素材，论证了中国官僚的一般特征：既保留有作为士大夫的个人主体性，又接受君主的专制的两面性。气贺泽保规的《则天武后》（《中国历史人物选4》白帝社）是体现作者真识灼见的好书。主要探寻唐末藩镇权力构造的渡边孝撰有《魏博与成德》（《东洋史研究》五四--二）一文，针对过去把河朔三镇视为同一类型的观点，明确了魏博与成德两大藩镇间在权力构造上的差异。一般藩镇的基本阶层构成是帅、将、兵三个方面，以王赛时为典型，而魏博却是将与兵合二为一的牙军集团，成德则存在着将与兵之间的地位悬隔，且将占据主导的位置。上文指出，上述博德相对一体化的根源在于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与新党意识的较为强烈。
    国家祭祀与仪礼关于皇帝祭祀有金子修一的两篇论文：《中国的皇帝制》（《讲座前近代的天皇5》）与《关于唐朝帝室的谒庙》（《国家和民众》）。前文以皇帝祭祀为中心展开论述，精彩地总结描述了从汉至唐郊祀与宗庙祭祀的变迁过程，认为逐渐重视郊祀、专设官吏主管与皇帝亲祭为政治服务是唐代的特征。还考证了即位典礼在汉唐的不同，汉代即位礼可分为天子即位和皇帝即位两个阶段，而到了唐代，第一阶段变成了册封皇太子。这当然是因为皇帝即位礼得到重视，皇帝即位后很自然地就得到了天子资格的缘故。后一篇论文具体论证汉唐皇帝即位典礼的差别，在汉代，皇帝即位典礼的最后一项是皇帝亲自谒庙的仪式，它带有巨大的意义，而在唐朝，皇帝即位典礼中无亲自谒庙仪式，与宗庙有关的仅是由有关官员进行一次告庙活动即可。三岛京子《日本古代天皇的即位典礼》（《宁乐史苑》四○）认为，唐代皇帝即位典礼中增加了百官朝见的仪式，不仅反映出皇帝对百官的认可，而且反映出皇帝与群臣之间的互相承认，强调臣民的承认与皇帝权力的本质有密切关连。关于最后一点，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与汉朝对比来进行唐代皇帝即位典礼的研究还是大有作为的。石见清裕的《唐朝对外国使节的宴会礼仪》（《小田论集》）是其先前考证外国使节谒见皇帝仪式的续篇，以《大唐开元礼》中的宾礼为基础，复原了对外国使节即蕃国主和蕃国使进行宴会的礼仪。
    官制高桥徹《南北朝的将军号与唐代的武散官》（《史学论集》〈山形大〉一五）认为，唐代的武散官是从南北朝的将军号发展而来的，隋炀帝时废弃了将军号，并把它改编成武散官制，且被唐朝继承下来。我认为其背景说明不太充实，如他把唐初辅国大将军成为最高官吏阶层的理由说成历史源远流长和带有“国”字，是缺乏说服力的。胡宝华《关于唐代弹劾制度的变化》（《东洋史研究》五四--一）认为，向宰相和御史大夫进呈的被称作“进状”与“关白”的报告使御史的弹劾制度发生了变化，在开元末期以后，御史的权限被缩小，如果从唐宋变革的角度给它一个位置的话，就应该说是御史的寄禄官化。商桥继男《唐后半期官僚中知院官（注：知院官指度支、盐铁、转运巡院的长官。）的位置》（《国家和民众》）考证了知院官在官僚机构中所处的位置，认为在贞元月料钱指示的官职序列中处于中级地位，在地方藩镇体系中则是藩镇文官幕僚的下层，位居刺史之下，县令之上。
    法制榎本淳一《关于唐户令“当色为婚”条的札记》（《小田论集》）是复原唐户令前论文之续篇。前一论文否定了唐户令所谓“诸工乐杂户、部曲客女、公私奴婢，皆当色为婚”中的“部曲客女”的补入。本篇又认为，“公私奴婢”尤其是官奴婢无权进行主观性较强的“婚”事，而是由官府进行匹“配”，故“仅私奴婢”应该同部曲客女一样，从原文中剔除。我以为“婚”与“配”象这样被截然地区分开来，似乎还有探讨的余地。在复原唐令方面积极有为的中村裕一有三篇论文，即《唐令逸文拾遗》（《国家和民众》）、《〈记纂渊海〉所引的唐职员令逸文》（《小田论集》）与《宰相在唐朝勅牒中的署名顺序》（关西学院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亚细亚的文化与社会》法律文化社）。前二篇文章都是原有成果的补正续作。第三篇论文通过检讨宰相在唐朝勅牒中的署名顺序，论述了唐的宰相制度，署名的前后顺序代表着官品的高低。诸户立雄《关于唐朝道僧格的制定年代》（《东洋史论集》〈东北大〉六）推定，《唐太宗度僧于天下诏》的发布年次为贞观二、三年，其时已经形成了取缔僧尼的“僧制”。其诏书是考证道僧格制定年代的根本史料，也成为道僧格的参考法典。川尻秋生《三代格之格文变化及其渊源》（虎尾俊哉编《日本古代的法和社会》吉川弘文馆）通过开元户部格残卷与唐大诏令集的比较分析，指出编纂格文增加新内容时，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改写与增补。而且，如果把日本格的编纂方针看作是和唐朝学习的话，关于日本格的研究成果就能活用到唐格的研究上，水平相对落后的唐格研究，应该也能够迎头赶上。俞鹿年《近年来隋唐法制史研究的进展》（《中国史学》五）介绍了1990-1944年25种中国学者关于法制史研究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