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确切证据表明，汪精卫早已成为袁世凯的走狗，但他此时仍以革命党头面人物身份加紧活动。先是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长的名义，压制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强迫他们随他拥袁“以促成革命”。随后在南北议和中，明着是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却为北方出谋划策。甚至讥讽孙中山未肯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是“亦栈”〔15〕，鼓吹“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16〕。起到很大的蛊惑和蒙蔽作用。
    所以，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同盟会自成立以来已经在思想、组织等方面就是一盘散沙这个现实，此时其头面人物的态度也是足以置其“领袖”孙中山于绝境的。
    3.立宪派的作用举足轻重。前面说到“革命政权”的态度，其中很大成分是由立宪派所左右的，但由于“革命政权”，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其成份较为复杂，所以对于立宪派也要单独说一下。因为似乎南京临时政府的态度并不完全代表任何一个政治派别的真实意见。
    在武昌起义半年前左右，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共推立宪派头子张謇进京向摄政王进“最后的忠言”，张绕道彰德拜访了袁世凯。袁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17〕。张满意而去。由此形成了资产阶级立宪派与袁世凯在政治上的默契。武昌起义后四天，江浙立宪派即搞了“惜阴堂策划”，对拥护袁世凯出山收拾大局作出了周密安排。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之下，11月底至12月初，各省都督代表会作出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1912年1月，张謇电告袁世凯：“甲日满退， 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18〕。既然如此，在南京临时政府中，立宪派联合旧官僚抵制革命派的作法就不难理解了。汤寿潜“力辞交通（总长）”，远走南洋；张謇对实业部（总长）不感“兴趣”，根本不到南京就职〔19〕。在孙中山欲举借外债之时，立宪派又给其致命一击〔20〕。
    4.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抑孙拥袁。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在回国途中，匆忙间到西方各国，目的是游说“筹饷”。结果帝国主义以中立为名，行干涉之实，孙中山空手而归；而袁世凯出山南下之初，英国公使朱尔黄（被各国公使推为“领袖公使”）则说：“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21〕。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以承认所有的不平等条件为代价要求列强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立即遭到无理拒绝；相反，他们对袁世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唯袁一人而已”〔22〕。列强的态度非常明显，只有在袁世凯解决南北争端后，才能承认“中华民国”。这实际上就是迫使南京临时政府及早将政权转交给袁世凯。与此相适应，清帝退位，袁世凯接收北京政府后，帝国主义表示出更大的兴趣，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立即进行借款谈判，并且在总的协议没有达成以前，先行垫支部分款项。此后，袁世凯的一系列卑劣行径，与帝国主义的财政援助有着极大的关系。
    以上大致分析了从辛亥起义到孙中山正式辞职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帝国主义列强等的基本政治态度。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孙中山是否“让出”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不是能由他自己决定的。
    二、袁世凯是不折不扣的“窃国大盗”
    1.时势造“英雄” 各省光复后，清朝大势已去，但形势发展方向仍很难预料。因为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是有目共睹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更加虎视眈眈。面对南北对峙局面，由谁来从头收拾呢？是将革命向前推进，迅速结束清朝的反动统治；还是尽快地将南方的革命烈火扑灭，恢复反动的专制统治呢？清政府、南方革命政权中的重要人物都多少作了一点尝试，但都很难成功。环顾海内，此时似乎只有袁世凯才是最佳人选。
    此时的袁世凯重兵在握，他所一手培植和始终暗中控制的北洋军队是无人可以匹敌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清政府的依靠力量，而南方政权军队纯属乌合之众（尤其是革命党人的力量）。可以这样说，当时只有袁世凯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他也因此成为南北双方争相利用的抢手货。如前文所述，南方许其以临时大总统职位促其早日“反正”，结束清朝反动统治（完全交出了底牌）；清廷则不得不屡次为其加官晋爵，以至使自己的命运完全捏在袁的手中，为其彻底出卖自己创造了最为充分的条件。这个千载难逢，或者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遇”出现在袁世凯的面前，何去何从任由自便。
    2.袁世凯两面三刀，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拥兵自重，并不等于处理任何事情时都能游刃有余。能使自己成为南北方争相拉拢的人物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确定了的。为此，袁世凯为了达到他的卑鄙目的，还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
    他对自己的清朝主子忠心不足，异心有加。武昌起义爆发，冯国璋随同荫昌南下路过彰德拜见袁，袁吩咐他不必急于作战进军，而应“慢慢走，等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