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绵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最终废止，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大规模兴起。统计资料表明，1907年，即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后的两年，学生人数即达到1024988人。 光绪三十四至三十五年，仍以每年净增30万人的速度扩大，达1638884人〔12〕。另外， 除了官方的正式统计外，尚有未经申报立案的公私立学堂、教会学堂、军校等。估计辛亥前后学生人数当在300万左右。值得注意的是， 在各类新式学堂中，幼稚舍、蒙养学堂、初等小学堂等初级教育占有相当比例，女子学堂的数量也很引人注目。如上海历年开办学堂共249所， 而初等、两级、高等三类小学堂就有161所。直隶1907年开办各类学堂4519 所，学生总数88744人，而小学堂一类就有4287所，学生人数77445人〔13〕。不言而喻，新式学堂的大规模兴起，不仅使受教育者人数大为增加，而且削弱了传统家庭的教育功能。
    赡养功能。晚清，受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的限制，劳动者的剩余产品极其有限，社会物质财富极为贫乏，家庭负担着赡养老人的任务，社会不具备专门养老机构的物质条件。虽然清政府在各省都设有养济院一类的社会机构，但从养济院的官定名额来看，这一设施的社会效果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0世纪初年后，随着新政的实施，各类社会团体纷纷成立，养济院、善堂、善局及“清节堂”、“敬节所”等社会慈善机构数量也逐渐增多，新政前后设立的各地工艺所，也有一些收养“老弱废疾”者的〔14〕。家庭的这一功能已不同往昔。
    当时，除上述家庭的生产、教育、赡养等功能开始削弱外，举凡家庭的信仰功能、娱乐功能、感情交流功能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鼓荡激励，科学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家庭生活中的迷信色彩逐渐淡薄，这必然会削弱家庭的信仰功能；“西影马戏”、话剧、电影、体育活动、各种结社集会的渐次出现和推广，大大扩大了人际关系的交往圈，社会化的趋向日益明显，这又会使家庭内部的娱乐和感情交流功能削弱。
    四、余 论
    家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却是渐进的、缓慢的。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动，但由于社会变革与家庭变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特别是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广大城乡间还存在着相当强的维系封建家庭制度的旧意识和守旧力量，因而同社会思潮相比较，这种结构性、制度性的变革要平和和迟滞得多，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另外，晚清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制约着家庭变动的深度和广度。就地域范围而言，它是先沿海而后内地，先城镇而后农村；就社会阶层来说，是先知识阶层而后其它；就具体变迁的内容而言，则是先家庭意识与观念，而后是家庭规模、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的变动。这不仅是晚清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反映，也是由其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注释：
    〔1〕转引许檀：《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与结构》。 《清代研究通讯》1987年第4期。
    〔2〕嘉庆二十五年数字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 田赋统计》乙表77，第401～411页。其中口数一项为“原额”与“滋生”之和。宣统年间户口数字据《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上册，第3章第1节。
    〔3〕〔美〕施维坚：《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第10页。
    〔5〕〔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9页。
    〔6〕闽县《文山黄氏家谱》附录。
    〔7〕参见拙文：《辛亥革命与婚姻家庭变革》。 《河北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
    〔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第568页。
    〔10〕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328页。
    〔11〕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农情报告》四卷，8期。
    〔12〕参见桑兵：《清末兴学热潮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13〕《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统计图表》。
    〔14〕参见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