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传统臣民社会向近代公民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近代市民运动兴起。所谓“近代市民运动”，即城市商民群体有组织地向某种权力或权威势力，表达一定利益或社会诉求的非暴力抗议运动，并产生跨地域的社会影响。中国传统时代，城市中也有群体抗议事件，如某行业的罢市(歇业)、罢工(叫歇)等，但一般规模较小，局限于某一地域、某一小群体，且诉求利益往往直接而具体，因而与近代市民运动有所不同。中国最早一次近代市民运动，应是1905年发生的“抵制美货”运动。这场运动以“抵制美货”为旗帜，以抗议美国歧视华人为诉求，首先由上海商人团体发起，很快蔓延到其他阶层和其他城市，形成了一场商界、绅商、学界、报界、女界及普通市民广泛参与，波及全国主要城市，历时数月之久，声势浩大的市民抗议运动。这场市民运动何以发生？为何能形成如此规模？其民众基础为何？与市民群众的生活世界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理解近代市民运动的兴起，理解民众生活变化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对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运动本身状况及过程的论述①，而对上述问题涉及不多，故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一、“洋货”符号意义与义和团销毁“洋货”
    “抵制美货”运动针对的直接目标是来自美国的“洋货”。因此我们需从考察当时洋货对于中国民众的意义入手，对“抵制美货”运动兴起的原因及意涵进行探索。
    自开口通商以后，欧美机制“洋货”大量涌入，在民众生活中日渐流行。甲午一役，大清朝被效法西方变法维新而迅速崛起的东邻小国日本一举打败，屈辱签约，割地赔款，增开口岸，同意设厂。随之西洋各国如蚁附膻，争先恐后，纷纷加紧对我国争抢掠夺，瓜分之声甚嚣尘上，划分势力范围，大肆倾销商品，争夺中国市场。洋货输入愈增，销售益广，日渐普及于城乡上下，有些甚至成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日用品，如火柴、洋布、洋油、洋面、纸烟等，特别是对市场依赖较多的城市居民，几乎人置家备，日不可无之。
    洋货普及给社会生活带来多面影响。一方面，人们因洋货而得以享受更加便利舒适、丰富多彩的生活，因而洋货受到人们喜爱并广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成分；另一方面，洋货取代了土货，机器挤掉了手工，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旧有工商体系遭破坏，成千上万原本依此为生的人口失去生计，而民众生活成本增高，财富外流不止，民生日益困厄，人民生计困难。因而，洋货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既是带来舒适方便生活的可爱之物，又是造成民生困苦的不幸之源；既是人们向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标志，又是外国掠夺我国财富的工具。又由于洋货来自正争先恐后欺侮掠夺中国的外国列强，人们对于洋货爱恨交织的感受，更凝结成民族屈辱的象征。洋货的这些多重属性，使它对于不同人群、在不同的情境下具有不同的意义。伴随着洋货对人们生活影响日益广泛，它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日益凸显。特别是在清末社会动荡、社会矛盾激化之时，洋货这一嵌入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外来物，也就成了人们表达某种意向或诉求的象征物及文化符号，而洋货流行形成的共同消费市场，成为市民运动兴起的平台。
    首先把洋货作为一种“外国罪恶”的负面文化符号而凸显于社会的是义和团运动。自1898年秋冬起首先在山东、河北等地由民教冲突而激起的义和团运动，以“灭洋”为宗旨，以反洋教、驱洋人为号召，义和团民到处烧教堂、杀洋人、打教民，触发了民间长期以来受外国势力欺压而积聚的反洋仇洋情绪，并迅速蔓延开来。山东、河北、山西，义和团遍地蜂起，由乡村到城镇，规模不断扩大，行动日趋激烈，到1900年春夏，蔓延至天津、北京。义和团民由烧教堂到烧一切洋房，由杀洋人到杀中国教民，由“仇洋”、“灭洋”而扩展到毁坏一切洋人之物，扒铁路、拔电杆、烧洋房，城镇里商家店铺及住户人家的各种洋货，也成了义和团民仇视及毁灭的对象。义和团民进入天津后，在这个北方通商大埠看到洋房成列、洋货充斥，自然甚感刺眼，遂大加毁坏。时人记道：义和团民所到之处，“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皆毁物杀人”②。义和团民进入北京以后也是如此，有的见到洋货及售卖洋货的商铺即加捣毁。有当时人记道：“凡卖洋货者均皆逃闭，否则团民进内，将货物打碎，然后将房焚毁。住户亦是如此。”于是人们纷纷将家里的洋货自行销毁，以免被义和团民查出而惹祸。各家所用的洋油灯成了最招人眼的洋物，于是“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不及，致贻祸患”。有的团民责令商铺撤换洋货招牌，去掉“洋”字，时人记述道：“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民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③
    义和团在京城毁灭洋货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烧毁前门外西药房。前门外大栅栏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各类商铺林立，华洋各货杂陈，“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饭庄饭馆、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有老德记西药房是京城最大、最著名的西药房，义和团民遂认为其售卖西药，应遭神灵诛灭，欲将其焚毁，并警告周围市民不许扑救，谓团民会施法术不使延烧他处。据时人记，点火烧起来以后，“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甚猛”，遂向周围商铺延烧，因团民不许扑救，致使大火延烧开来，由大栅栏周边街巷，至前门箭楼、东交民巷，大火持续一天一夜，延烧几十条街巷，后据地面保甲统计，“约略延烧铺户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屋七千余间”。京城商铺最集中的繁华之区，中外货物屯集之地，就这样一夜之间化为一片灰烬。时人谓为“真从来未有之奇灾”，并痛惜：“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今遭此奇灾，一旦而尽。”④在此期间，义和团民在北京各处焚烧洋货商铺，据时人记载：“义和团焚烧西单牌楼钟表铺，连及四邻铺户被烧一百八家。”一些洋货店铺被捣毁抢掠，如：“骡马市大街广升店因其代卖洋货，团民将欲焚烧，被土匪乘间抢劫一空。”后来不仅商铺，连住家也因有洋货而遭抢掠：“凡存有洋货等物，搜抢一空，饱载而归，谓之净宅。此坛团民才去，彼坛团民又来。城内城外居民铺户，遭逢此难者，每日数十起。”⑤
    在义和团运动中，“洋货”被视为外国势力——洋人罪恶的替代物，在仇洋、灭洋的风暴之下，在义和团民夹杂着民族义愤与愚昧无知的暴烈排外行动中，遭到义和团的扫荡与捣毁。但是，毕竟洋货已经普及于民间，嵌入普通百姓、特别是城市市民的生活日用之中，难以剔除净尽，也不可能与人们的正常生活相剥离。因此，义和团起初焚毁洋房，可能一般百姓还没感到与自己有多大关系，及至在城镇大肆搜掠捣毁洋货洋物，市民们便感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损害与威胁，因而对义和团的过火与愚昧，自然产生了抵触与恶感。洋货的普及，与人们、特别是城镇市民的日常生活已经连为一体，难以剥离。这种一味捣毁、禁绝洋货的态度，已经不可能为广大市民所接受，即使是风气保守的北京，从当时人记述中也可感到，市民对捣毁洋货的举动并无好感，甚至抱有恶感。这也是后来以市民为主体的社会舆论，对于义和团有较多负面评价，视之为愚昧、野蛮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