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tension)，可以说是与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始终相伴，构成了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当下则是理解与诠释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视角。韩国学者金容九就曾指出，朝鲜王朝末期的外交史便是“充分体现事大秩序与公法秩序相互冲突之各种特征的历史。”①日本学者冈本隆司也曾指出，“西方近代的国际关系和东亚传统的、具体说来就是清朝和朝鲜的宗属关系一大体上来看，19世纪后半叶的东亚史是以二者互相关联的‘并存’为主轴展开的。”②与此相关，笔者也曾指出东亚世界的近代化实际上包括如下的三个不同层面，一是全球(global)层面的近代化，即东亚地区以及东亚各国与东亚区域以外世界及各国(以欧美列强为代表)关系的近代化，二是东亚区域(regional)层面的近代化，即东亚地区秩序的近代化，三是东亚各国国内(national)层面的近代化。③
    具体到19世纪末的中韩关系的近代化过程而言，实际上也包含着内外两个方面的不同内容。在外部方面，表现为以欧洲列强以及明治日本所主张与坚持的条约关系对中韩两国传统朝贡关系的挑战、冲击乃至最终取而代之的过程，在内部方面则是中韩两国在上述冲击与刺激下各自试图改变传统双边关系模式的努力，其中既有清政府从所谓“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的对外关系新模式来对朝鲜采取“政经分离”方式的政策变化④，也有朝鲜高宗政府在俞吉浚所谓“两截体制”⑤的框架下试图突破朝贡关系的限制而寻求更多国际空间与对外主权的努力。上述内外两个方面的内容相互关联、互动、影响，构成了19世纪末中韩关系由朝贡而条约之近代转型过程的真实历史图景。
    仅就目前中、韩及日本、欧美等国学界的研究现状而言，基于有关上述外部方面内容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远远超过了基于上述内部方面内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样一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对近代中韩关系史的深入研究，因为正如有关亚洲近代化的研究首先要从亚洲内部的视角来进行⑥、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首先要从中国内部的视角来进行⑦一样，有关近代中韩关系史的研究当然也应强调“内部的取向(internal approach)”，即应当将近代中韩关系史本身当做一个独立和自律地变化的历史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⑧本文的研究着眼于19世纪末欧美列强及明治日本对中韩传统关系的态度变化，尽管在其内容上仍是基于上述外部方面内容的研究，而在问题意识上却试图结合上述内部方面内容，以期进一步促进有关19世纪末中韩关系近代转型过程的深入研究。
    二、武力的冲击：丙寅洋扰与辛未洋扰时期法国与美国的态度
    1866年法国舰队入侵韩国的“丙寅洋扰”，不仅是近代韩国与欧美列强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同时也是中国中心之东亚传统朝贡关系体制与欧洲资本主义列强通过“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所推行之近代条约关系体制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冲突事件，从而也预示着19世纪末中韩两国传统朝贡关系近代转型过程的开始。⑨对此，韩国学者李元淳也曾经指出：“丙寅洋扰虽然是在东北亚的小王国朝鲜一隅发生的小规模战争事态，却是由于积极向亚洲推行东方殖民主义侵略的近代西欧国家与基于斥邪卫正政策而固守‘斥洋’、‘孤高’、‘隐仙’之对外封锁的东洋封建国家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战争。”⑩当时朝鲜王朝大院君政权坚持对西洋国家的所谓“锁国护国”外交政策，借口作为中国的“属邦”而拒绝与西方国家进行外交接触，(11)因此通过中国而试图与朝鲜开展外交接触便成为西方列强国家的唯一选择。
    早在丙寅洋扰发生前一年的1865年，法国驻华公使柏尔德密(Berthemy, Jules Francois Gustave)就曾照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根据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第13条有关法国在华传教权的规定(12)而要求允许法国传教士前往朝鲜传教，同时要求总理衙门给前往朝鲜传教的法国传教士颁发护照并向朝鲜政府进行通报，却遭到了总理衙门的拒绝，其理由则曰：“朝鲜虽系属国，向祗遵奉正朔，岁时朝贡，所有该国愿否奉教，非中国所能勉强，碍难遽尔行文。”(13)总理衙门的上述态度，其实主要不是由于对当时近代国际法及条约关系体制的无知，而是“因为中国历代的宗主权未曾因国际的承认或否认而发生问题。照传统的观念，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14)问题在于，当时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列强所主张的近代条约关系体制并不认同总理衙门的上述模糊立场，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传统中华世界秩序的属邦体制(政教禁令自主)与近代国际法秩序的属国(属国的政治外交都受到宗主国的控制)体制之碰撞。”(15)
    正是基于上述的历史背景，1866年7月初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Belonnet, Claude Henri Marie)照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通报准备出兵朝鲜以“惩罚”大院君政府迫害天主教的同时明确指出：“据言虽高丽于中国纳贡，一切国事皆其自主，故天津和约亦未载入，是以本大臣于存案牢记此言而未忘。兹当本国于高丽交兵，自然中国亦不能过问，因与彼国原不相干涉也。”(16)
    查该照会的法文本则更是明确地表达了法国政府对中韩传统朝贡关系根本予以否认的立场：“尽管朝鲜小王国曾作为属国而隶属于中华帝国，却因此次的野蛮行为而永远分离出了中华帝国……我们记录了上述的宣言(秀按：指总理衙门1865年有关中韩关系的照会表述)，并宣布不再承认中国政府对朝鲜王国的任何权威。”(17)
    韩国学者张东夏认为，伯洛内的上述宣言相当程度上是对当时中韩传统朝贡关系的一种误解，而且并没有与法国外交当局政府的官方立场。(18)韩国学者金容九的新近研究也指出，伯洛内与法国舰队司令罗兹其实是在没有本国政府明确训令与指示的情况下悍然实施了所谓“朝鲜远征”，此后伯洛内与罗兹分别遭到罢免就是因为他们对朝鲜的擅自越权行为，而法国政府依然主张对朝鲜的侵略行动是“成功的军事措施”。(19)即便如此，否定中韩传统关系的立场事实上仍是成为当时法国方面公然对清政府的朝贡国家—朝鲜发动战争的主要国际法依据，而清政府坚持与朝鲜的传统朝贡关系却不肯承担实质性责任与介入行动的消极不干涉政策则成为导致法国方面能够公然对朝鲜发动战争的一个客观原因。(20)如果考虑到法国舰队两次对朝鲜的武装侵略行动都是以中国东部沿海的烟台(芝罘)港为基地而实施的事实，(21)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否定中韩传统朝贡关系进而阻断清政府的介入可能性对于法国方面发动丙寅洋扰的重要性之所在。
    到1871年辛未洋扰之际，中韩朝贡关系再度成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个外交争端。(22)早在1866年9月美国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在平壤大同江被朝鲜官民烧毁的事件发生之后，同年10月23日美国驻华代理公使卫廉士(Williams, Samuel Wells)就在北京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请求协助调查事件真相。总理衙门在复照中尽管表示通知盛京等地方官“查照妥为办理”，同时又指出“朝鲜虽系臣服中国，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概由该国自行专主”，(23)实际上是在表明中韩传统朝贡关系并不能对事件调查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24)到同年11月20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 Anson)根据美国政府指令再度访问总理衙门时，总理衙门领班王大臣恭亲王奕再度表示中韩传统朝贡关系不过是一种礼仪性(ceremony)的关系，因此清政府不能为朝鲜承担任何实质性的责任。(25)正因为如此，蒲安臣公使于访问总理衙门一个星期后的11月27日致函美国亚洲舰队司令贝尔(Bell, Henry H.)建议出动军舰赴朝鲜调查事实真相，并在同年12月15日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Seward, William H.)的报告中，指出中韩传统关系其实是一种礼仪性关系，进而建议第二年春天动员大规模舰队远征朝鲜。(26)蒲安臣公使的上述报告已经在预示着美国舰队入侵朝鲜西海岸的1871年辛未洋扰事件，而当时清政府的消极不干涉政策则成为导致这样一种事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27)
    到1870年4月，美国政府新任国务卿菲什(Fish, Hamilton)指示新任驻华公使镂斐迪(Low, Frederick Ferdinand)，一方面赋予镂斐迪决定远征朝鲜行动的具体时机及其规模的全权，同时要求与清政府交涉以获取在朝鲜问题上的“善意的(good will)居中斡旋(good offices)”。(28)同年5月初到北京履任的镂斐迪公使却在7月16日致菲什国务卿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朝鲜对清朝的朝贡“与其说是表明政府对清政府(的服从)的贡物(a governmental tribute)，不如说是为和中国人交易的特权提供的抵押品……清朝对朝鲜并不主张和行使任何形式的统治。似乎朝鲜也认为清政府完全没有对本国政府的统治进行干涉以及加以统制的权力”，(29)进而开始与美国亚洲舰队司令罗杰斯(Rodgers, John)策划对朝鲜的军事远征计划。韩国学者朴日根曾指出，镂斐迪公使的上述报告内容尤其是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的观点，对于此后美国政府的对朝鲜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0)事实上，清政府总理衙门不仅反对镂斐迪公使访问朝鲜计划，而且再三拒绝了向朝鲜政府转达美国方面外交文件的请求，在1871年5月至7月的辛未洋扰期间也没有采取任何直接有效的干涉行动。(31)
    到辛未洋扰结束后，镂斐迪公使对中韩朝贡关系做出了如下的评价：“我们很有理由设想中国正在并将要利用除激起西方列国敌意以外的一切方法，来维持和保全就该两国关系而论的状态。只要朝鲜保持它目前不与外国交往的态度，中国的上国地位就会被承认和尊重。这按照就可以扩大中国在它人民眼里的重要性，并据官员们的看法，可以增加他们的尊严和重要。倘使朝鲜开放对外国的交通，则维系它对中国藩属关系的纽带，即便不完全破碎，也会被削弱，并且目前每年对北京的进贡，立刻会变为陈迹。北京的官员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而希望朝鲜能够一切照旧不变。”(32)正因为如此，此后美国政府的对朝鲜政策便是向着“承认朝鲜王国为有别于中国的一个主权国家的方向”而展开。(33)